前往巴塞尔大学上课的布克哈特




心事重重的历史学家

云也退

专业学者也好，门外汉也罢，都能在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巴塞尔大学的讲稿中收获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对自己时代的严厉的批评家和坚定的跨文化学者，布克哈特把他本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踏入历史，确信古往今来，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有同等的重要性；另一部分紧抱住一个预言家式的信念，确信国家的自我理想化和政治权力飞涨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确信正在通往现代乐土的大道上行进的人们，脚下遍布着深渊。

《历史讲稿》作为作者在巴塞尔大学的教学成果之一，篇章中时有昂扬的片断，例如，他特别欣喜于欧洲有英格兰、苏格兰、荷兰这些国家能在近代兴起，称其为“救星”，带领欧洲往远离路易十四式专制的自由之路上走；他总是赞赏那些有助于增进欧洲政治均势、避免一家独大的力量。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能闻到文字间低沉的不祥预感。生于后拿破仑时代，布克哈特对1789年以后围着法国打转的欧洲感到焦虑。他从没觉得法国大革命有多少进步意义，法国近代史充其量只是给他的另一本书《世界历史沉思录》中“历史上的危机”一章提供了素材，使他得以观察危机——革命——政变——复辟——再危机这类循环，并且能够捉出卢梭这样的专为危机而生的乌托邦分子（他觉得卢梭对人类本质的乐观阐释贻害深远，削弱了一代代欧洲人对独裁的警觉）。

在很多时候，悲观总是像篡占了大树的寄生藤一样慢慢爬到了乐观的头上。布克哈特历史视角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反对把人类看作一种面向现代不断进步的连续存在——这种认识催生了当时常见的历史乐天派；正相反，他要把每个历史时段分别切出来，晒一晒每一段包含的独一无二的内在价值、思想成就或艺术成就、文化气质和精神洞见，据此他可以准确地赋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及地理大发现的一百五十年、17—18世纪、革命的19世纪这五个时间段以各各不同的重要性——这些成就、价值、气质和洞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全人类所用，令其获益，而不只是下一阶段人类更进一步的垫脚石：他拒绝以新兴的国家抹煞过去教会的功绩，以文艺复兴否定黑暗中世纪，因全盛的法兰西而遗忘偏居一隅的英格兰，因醉心于德意志的强势崛起而将过去所有年代中自由传统的遗存抛诸脑后。

这种历史观和研究法肯定助长了他的忧郁性格——成因很多，比如，大多数人无意去整理碎片，无法瞻前顾后，只能满足于担当身前事的事实，让他闷闷不乐；又如，因为同时沉湎于好几个过去的世界，不能不让布克哈特感慨自己距离想象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越发遥远，而本时代的那些缺欠又相形之下更其昭彰。他那么希望能把这种凝重的情感灌输给学生，故而，在这些课堂讲稿之中，他言简意赅但又直指人心地宣称古代世界留给我们关于国家的概念，留给我们宗教的源头，“它的形象作品和文字作品有很多垂范后世，无法企及”，对以往时代的思索是一桩无上高贵的事业，因为那事关一个“被视为整体的人类其生活和受难的经历。”

“厚古”者也许必然要薄今。不少学者基于布克哈特对现代性的坚定批判，声称他是深刻影响了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及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的人物，乃至送上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帽子，但其实，布克哈特反的与其说是现代主义，不如说是进步主义史观，反对一种态度更甚于事实；而这种立场的根源，其主要源头也在他的宗教背景（而远非颠覆一切神圣的后现代主义思维）之中。作为1818年出生于一个巴塞尔牧师家庭的儿子，布克哈特身上早就打下了天主教的烙印和少量北方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深信奥古斯丁对人性污点的解剖，这使得他总在往后看，总是对人们喜气洋洋宣称的进步——尤其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下意识地抱以怀疑。

而布克哈特之所以后来脱离了天主教，恰恰也是由于身边的天主教徒们都太乐观了：原罪说和视世界为“泪谷”的基本观点，在19世纪的氛围下成为天主教传统中率先衰落的思想；而迷恋物质进步的愿景的人，当然也远远不止于那些无神论乌托邦主义者。他始终无法接受人怎么能那么轻信进步的许诺，怎么能对自己的弱点毫无意识，从而丧失了起码的谦卑。在写到法国大革命那一段的时候，布克哈特专门留了一部分笔墨来哀叹神职人员的边缘化和世俗化——宗教势力不再能制衡世俗的国家权力了，当然，那些可以约束人心的宝贵的宗教思想也可悲地枯萎不振。

《历史讲稿》所述历史结束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无疑是布克哈特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他痛切地指出，俾斯麦的德意志没有给欧洲带来多少新鲜东西，反而走上了法国人的老路，这条路在《讲稿》里得到了如下鞭辟入里的概括：革命“先是释放出所有理想和志向，后是释放出所有激情和自私。它继承并践行一种专制主义，该专制主义将是所有专制主义永远的典范。”拿破仑之后，对国家实力的一味追逐导致了欧洲周期性的革命，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的转折——但是“其他国家也学会了如何去恐吓，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致赞同对外必须有强大的力量。”这“其他国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后劲十足的剽悍的德意志。

把《讲稿》和《沉思录》联系起来读，任何一个或多或少怀有进步主义认知的人都要怵然心惊：革命能量的释放，与民族主义的勃兴，以及工业主义、贸易主义的兴旺，似乎即将一起把欧洲推进一个民族战争和工业竞赛的未来。国家全面吸收个人的危险已经隐约可见。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称作“极端的年代”，实在是未出19世纪的布克哈特所料，后者早就说过，世界即将滑入两个极端，要么全面民主，要么专制得彻底而无法无天。这专制已经不再是路易十四式的旧式独裁者所掌控的了，它将属于共和政体下掌握军政大权的人。和踩着选票与民意登上权力巅峰的政客相比，远离人民的封建君主算是很仁慈、也很软弱了。

对布克哈特这种旗帜鲜明地反黑格尔主义者而言，历史毫无疑问是通往不确定的。研究历史，沉溺在无数可质疑的素材里，也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和预见——唯一可以预见的似乎就是一个阴霾的未来。布克哈特式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消极真理，像波普尔的“证伪”理论一样，警告人们要收敛自负，永远不要盲信自己做的是最正确的选择。更意味深长的是，诸如卡尔·巴特、弗雷德里希·梅尼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这些20世纪思想大师都不约而同地赞美过布克哈特“预言灾难”的能力：这种卡珊德拉式的荣誉莫非就是布克哈特所期待的？

我们只能说，这个心事重重的历史学家不期待任何现世的冠冕，他自愿承担的使命只有一个：怀着谦卑去探究、去理解过去的世界。“我们会盲目地给祖国送上赞歌，但我们每个人肩头都负载着另一个也是更沉重的责任：抚养自己长大，把自己教育成有理解力的人类，懂得做真理和精神世界的奴隶无上光荣，进而从这种知识中探知我们作为公民的真正责任——如果我们尚未意识到这种责任的话。”这段深刻指数不超过三星的话最适合由布克哈特来说；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云也退

六一节收到好几条短信，中心内容都是倡议我放下身段、四肢着地“裸爬”以寻找返璞归真的感觉的。众所周知，婴儿的赤身匍匐本为天性，是无邪的写照，如果硬要突出其“裸”的性质，暗含着是故意把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人的判断标准挪到婴儿头上，偷无邪换有邪，所以，所谓“荤口”只有具成人心智的人才能体会；又所以——忽然邪恶地联想到——过去那部健康向上的国产动画片《葫芦兄弟》原来也不安全，那些几乎“半裸”的俏娃娃们（记得被蛛丝捆起来的大力娃，那一场连仅有的开襟马甲都被妖精没收了），在心智成熟度不同的小观众的心灵里一定会引起趣味截然不同的审美反应。

这有点开玩笑，不过，在我看来，面向儿童的童话、动画、漫画、民间故事等等，成人不应该抱着太多顾忌去审视其内容，甚至像电影分级制一样去制定一个健康度的指标，而应抱着足够的开放态度。何谓“童话”？抑或“童话”何为？潘望先生说童话要“以一种形象或象征表现了一些人们不愿意承认的愿望”，这象征是“肯定性”的，是对活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活在谋生与养育后代的包袱下、活在对必死性的终极畏惧之中的现实中人的早期精神培育，对已经长大成人的人而言，优秀的童话构成了他们昔日的精神世界，现如今亦是有助于制衡冷酷现实的“另外的声音”。“裸爬”本身是只属于儿童的好奇心的写照：用幼短的身躯去丈量比自己大出许多倍的沙发、地板、床铺和草坪。“小人国”或缩身魔法之类经典的童话意象，其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对这一童年特权的恋恋不忘。

        在印象里，童话一直就该是躲着所谓的“成人化”远远的。我们从听讲西天取经、哪吒闹海的故事开始长大，在一路看过《大闹天宫》、《三个和尚》、《夹子救鹿》、《善良的夏吾冬》、《天书奇谭》、《葫芦兄弟》这些动画之后可以确立一个关于“纯粹童话”的印象：每个故事都在宣告机智、善良、勇敢、团结、谦虚谨慎等等优良品质中的一种或两三种——动画也是童话的正常延伸。最适宜当童话人物的当然是无邪而无畏的孩子，要么是代表正义的人格化的动物或别的什么美丽精灵。然而，这种印象在日本动画、欧美动画进入视野以后就渐渐被打破了，舶来品逼迫我们修正成见，广义地去理解“童话”概念：它也可以包括全无教育意义的滑稽闹剧，可以包括似乎不值得提倡的男女恋情，可以包括对社会现实的严肃揭露。倘若说《王子与贫儿》这类动画还不足以引起观众对不那么光明的时代背景的注意，那么我想，怕是没有几个孩子会在看到新年里一休手拄骷髅杖迎着掷来的石块前进时坐得住，而不感到愕然、伤感和恐怖。

《聪明的一休》里有大量涉及幕府时代日本社会现实的情节，一休的善良和聪明时常无力帮助他同情的穷人，更无助于在将军武士的剑影之间改变森严的等级秩序。仔细想想，我们自己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缺少美好结局的童话。顾铮先生分析三毛的文章是《童话童画》一书中的亮点，他勾起了我对《三毛流浪记》的记忆——在根据漫画改编的美术片里，穷苦的老船夫前一个画面里还在慈祥地看三毛吃饭，后一个情节中就被租界军警开枪打死。那真是伤透心的一天。我茶饭不思地想，为什么这么苦的题材还要做成动画片，还要给更多的人制造痛苦。《葫芦兄弟》里有另一个例子，当时七个娃都被妖精迷了心窍，爷爷为了让他们觉醒被蝎子精捅死，场面惨烈，然而，一个白发人的牺牲更像是苦情戏的一部分。相反，在显然更“成人化”的《圣斗士》里，那些靠自己的死战、献身拯救同龄伙伴的故事，就可以用货真价实的英雄主义把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思考这些不为厚彼薄此，我想说的是，广义上的“童话”其实已经无法归纳出什么共性了，即便是悲剧情节，也带有不同民族记忆的烙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相异的理解和美学诉求。这种模糊性也体现在《童话童画》一书里，童话、漫画、动画、动漫之间本质上已经被取消了界限。我们可以把《小王子》这种思想蕴藉完全“成人化”的儿童小说称为“童话”，也可以把《蜡笔小新》这种在恶趣味方面高度“成人化”、以至挑战儿童伦理底线的儿童漫画称为“童话”；《长发妹》和《太空堡垒》面向的是同样年龄层次的孩子，谁也不能说长发妹舍身救乡亲的故事是完美的童话题材，而不怎么懂得大义的明梅姑娘就是没有刻画价值的，相反，在太空堡垒基地行将毁灭前夕，明梅洗澡的那个有歌曲伴奏的画面留在了多少孩子的脑海里，它也是一个关于拯救人类、关于单纯、关于渴望幸福的梦想的一部分。

还是得回到狭义的理解中，我们才能发现一些可用来识别童话的境界的标准（由此也可把“蜡笔小新”之类逐出“童话”行列），那就是潘望在两大童话巨匠安徒生和王尔德这里看到的普遍性价值。正如严肃的纯文学始终高于推理小说一头一样，人们永远公认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美人鱼、快乐王子为极品童话，因为这些看似简单的故事，在想象的天空里那么执拗地提纯诸如善良、真挚、美丽的概念，穷尽了对最可贵的东西的所有寄托，这岂是尘世凡人可以企及的简单？它需要一种对人格本真的彻底回归。想来谁也不会否认，论起品格与追求，宫崎骏的动画是现今最接近这个级别的“童话”了吧，诚如阿子的主题文章所述，所有“爱幻想的人”都能从他清丽透明的水彩中看到“悲悯的眼神”，他为之悲悯的是我们已然失去的孩子的眼睛，他描绘的童话作为“肯定性的象征”，肯定的是那个由安徒生们创造的、却已被一个世纪的文明膨胀所遗弃了的家园。

（日）岛田庄司《御手洗洁的问候》，新星出版社新版。

对推理小说那是相当的门外，日本推理小说大约相当于门外的门外，也就是出玄关往电梯间跑的样子。拿这两本书的时候想起《占星术杀人秘法》和《斜屋犯罪》还都没看呢，正要去踩单车，想了想带上本后者。这一看不得了，夜里三点半念到案情即将揭晓、那个白乎乎的影子潜入前菊本房间的时候，准时体会到脑门上起冷痱子的感觉。虽然呢，看完了以后，还是觉得牵强了点——菊本居然敢在一个床脚钉死的大屋子里坦荡荡睡觉，再说，他就不觉墙上黑乎乎的通风口有点瘆人吗？

应该说论语言我绝对支持美国人杰弗里·迪弗和康诺利，但是御手洗洁……好吧，我承认岛田在刻画人物上同样有过人之处。这个侦探刻薄人的本事不亚于林肯，有时也像瘫子一样能秀秀多方面知识，美食、音乐之类。“紫电改飞机”那一篇太美妙了，主人公捏着御手洗的一张名片回想七年前被骗时的样子，是非常非常纯文学的。

（美）杰弗里·迪弗《少女的坟墓》，新星出版社新版。

这个还没看。林肯·莱姆系列终于结束了。要作总结的话，还是对最早那三本封面比较差的记忆最美好。《冷月》也不错，不过开放式的结尾多少有点遗憾。《人骨拼图》至少比电影要好看——单就剧照里那个印堂发暗的黑人林肯就可以判定了。《消失的人》里的魔术秀很精彩，女魔术师把林肯的尿盆挑出来的时候我笑得很放肆。只有对《第十二张牌》比较失望，到了后半部觉得作者的神散了，也许是死人太少了的缘故吧，要知道《空椅子》和《棺材舞者》里都有好莱坞式的大屠杀（当然，亲爱的康诺利同志还有悬崖绝壁上的飞车追逐呢）。

刘东主编《中华文明读本》，译林出版社新版。

刘东自己写书似乎不多，只得恨其少作。不过他编的书却是最有品牌保证的。他的文章，怎么说呢，有我最喜欢的那种深受欧化细节主义影响的文风，好像节疤满身的老树根，但有时不是很有耐心细看——也许是出于嫉妒吧。

这本文化常识普及本字字如金，跟前阵子看王力编的《中国古典文化常识》感觉相类。两本书还有一个共同点：都被我用作卧床打游戏时的鼠标垫。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新版。

上月去北京出差，耽误了一场维也纳音乐会，深恨之。唯一的所得是临去机场去后浪公司那一转，从吴总和云小困那儿得来的一堆“大学堂”，以及这本杨念群新著。自《中层理论》起就喜欢杨著和他的文章，觉得有马克·布洛赫之味。而且，这次更难得的是，封面设计也做得很不后浪。

（美）法迪曼《闲话大小事》，世纪文景新版。

（美）法迪曼《书趣》，世纪文景新版。

这种书吧，总是不嫌多的，况且还有好封面。但是，需要警惕不要不由自主地去跟着梦想那里头写到的侍书为婚之类的人生美事，那可不是靠前世就能随便修来的福分。

毕远月《亚美利加的天方夜谭》，世纪文景新版。

聂鲁达《漫歌》里有一章叫“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地呼唤你的名字”，所以起初还以为这本书说的是拉丁美洲。这书名真有点奸诈——要是叫《印第安纳的老残游记》什么的，我会认为是讲印度的书吗？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三联书店新版。

布克哈特是个富矿，像他这样既有断代专著又有通俗讲稿的历史学家不多，更重要的是那种悲剧意味。巴士底狱沦陷不是好事，拿破仑三世登基了不是好事，俾斯麦上台了情况更糟。什么环境培育了瑞士人这种调调呢？念他的书会想起马克斯·弗里施来，很有知识，也很有关怀，但是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说着说着就要哭哭的样子。

（美）希拉里·克林顿《举全村之力》，上海三联新版。

看这本书，一定要高高兴兴的，要想到世界上还有希拉里和戈尔这样能坚持二三十年做公益的大名人，而不是只有一群狗屁富人在把豪华车队往汶川的山区开。这种事实带来的希望盖过了眼见儿童教育大有可为所激发的热情，盖过了了解到责编呕心沥血纠正不负责任的翻译之后产生的同情。

（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反抗》，上海译文新版。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上海译文新版。

否定以色列是很容易的，和歪曲伊斯兰一样容易。研究这两支势力犬牙交错的历史让人绝望到想睡觉。萨义德最后两年里批以色列的那些观点，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新鲜感的。美国再也出不了像他这样全面的左派了，他能让恨他的人也尊重他。

（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上海人民新版。

看有人说翻译不大好，不过我相信这些都是次要的。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译著读者。再者说，既然没买票，也不好意思对戏说三道四。

还想起周有光先生有本《世界字母简史》，印量稀少，珍藏到现在都没看。

（美）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说吧，记忆》，上海译文新版。

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养成一个习惯平均需要21天；我的亲身体验表明，要养成在书上贴小便条的习惯，只需要看一晚上纳博科夫。这个人脑子里永远有几个过去的画面在平行地展开，一张嘴要同时说三个时间点上的事，所以他对语言的消费简直到了铺张的地步。要是天堂里有文字版权局的话，一定会抽他的税（地狱里的版权局则把房地产老板和广告商都给拉出去碎剐了）。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版。

从后浪收取的另一本好书。字这么大。

（美）萨托利《民主新论》，世纪文景新版。

拿到书这个感慨啊，过去就是不舍得买东方社紫皮的《民主新论》，磨蹭来磨蹭去，新论都成陈论了才打三折买了一本最早的黄白皮版本，拿在手里软塌塌的，纸又差。新版厚了许多，总算有了读的欲望。认真修订一次译稿就意味着重读一遍书，我对冯克利、阎克文这些人总是敬意大大的。

徐累主编《童话童画：从安徒生到宫崎骏》，中国人民大学社新版。

徐累主编《动物与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社新版。

在这一套五本里先挑了这两本，因为前一本里看见有顾铮的文，后一本，唉，我喜欢动物一向超过人。

顾铮在写三毛的那篇里有几句到位的话，比如：“即使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时候，张乐平依然没有让三毛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周围人。这可以看出他的底线所在。”我一直觉得张乐平作连环画比之其他如华君武等人作风格漫画艰难得多，风险更大，他在意识形态标准和纯艺术标准之间的夹缝里突围，同时留下足够丰富的作品和不朽的名，太不容易了。特别是《从军记》，那真的已经超越形势需要，不只是对所谓“旧社会”的控诉了。

（美）厄普代克《怀念兔子》，上海译文新版。

到现在无法接受，厄普代克怎么就毫无前兆地走了呢？他好像就永远该是一个常量，一个不动产，就像墙上的窗户、村里的井、屏幕右下角一亮一亮的小电脑一样。

（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社新版。

拿国际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政局变化是很有意思的。再说春秋战国怎么说也是自己祖宗的事情，闹哄哄的也比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欧洲要好看。最好有哪个有闲又有能耐的学者能无视时间问题，比较下两晋南北朝和列王时代南北对峙的古犹太国。

陈宝良《中国流氓史》，上海人民社版。

东吴有几个名贼，蒋钦蒋公奕，周泰周幼平，甘宁甘兴霸。看三国的时候觉得那时候中国人多剽悍，说什么三国是权谋之书，我没看出来，我觉得除掉那些和统治者、军师有关的人，书里大部分人都宁愿不动脑子，出工又出力，但是只要身上有点跟忠义混在一起的流氓气，人物就不是没头苍蝇，就比较耐看了。这本流氓史是十五年前第一版的老书。对照着看看，现在哪还有剽悍点的流氓，满街跑的都是逐小利的市侩。

（加拿大）娜奥米·克莱恩《No Logo》，北京贝贝特新版。

总算有人写本书吐一吐那种“啥都干不了”的苦水了。资本和品牌对文化的垄断是这年月最大的罪恶，它泯灭掉的是天赋的思想自由和选择自由……好吧，咱不把大众想得那么低能，可是如果你在烟囱里住了一个月，你还能想起客厅啥样吗？

克莱恩用了个好词叫“非贩卖空间”，好像是说，贩卖与否是给空间归类的标准。这多可怕，我在地面上踩踩，我吸口气，我掏下耳朵，都可能变成个老大不小的活广告。都不用看血汗工厂那些章，你就知道那些品牌有多么邪恶，把你生活的世界改造得多么不正常了。你就知道现在为啥有人要去孤岛开荒，为啥有人要在树上住着不下来，相反的，为啥又有人要背着熊猫满街跑，如果能把自己卖个再贵十倍的价钱，他甚至愿意让熊猫背着满街跑。

——以色列纪行之二

云也退

沙仑平原在《圣经》中有过动人的描写，这个地名把南到加沙、北至海法的以色列沿海地区都包含在内，土地虽多沙却依然肥沃。二百年前，在这里游览的夏多布里昂忿忿地说，春天的沙仑平原本是一片开遍了郁金香、银莲花、百合和各种玫瑰的原野，现在却由于土耳其人的野蛮管理而大不如昔。奥斯曼帝国的确冷落了巴勒斯坦，可是，基督徒的欧洲就一定能管好圣地？巴勒斯坦曾在拜占庭、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夹缝里生存了许久，到了中世纪，基督徒十字军在阿科建立过短命的小政权，那段时期对扎根圣地的犹太人而言，可并不都是甜美的记忆。

前往阿科，当然想看看十字军留下的东西。这座老城八年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保护它的那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有着近乎敝帚自珍的爱恋。1099年，耶路撒冷被十字军攻陷，夏多布里昂的偶像、军队统帅戈德弗鲁瓦·德·布永放火焚烧躲在会堂里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竟敢帮着阿拉伯主子抵抗上帝派来的解放者。五年以后，同样的一幕在阿科上演。我从火车站出来，身后仍是地中海的碧浪，眼前几条平直的马路不知通往何方，花园、公寓和别墅群错杂，又是一副平和的郊外风光，不见老城的影子，只有枝叶茂密的花园里树立着几块貌似仿制的城墙残段，指示着我前进的方向。一边打听一边前行，路基的两侧出现了硕大的考古坑，天空开始有了边界，空寂、绵长而有些残破的城楼近在眼前。米黄色的城墙两侧依然满地石砾，一副刚刚见到光明或即将不见天日的模样。我穿过一道大门，又顺着一个通往“博物馆”的指示牌、踩着满地的碎石爬上了城墙：一片开阔，砖石满带衰飒的神色，长眠于地下的人早已等得不耐烦，生怕自己的作品在风化粉碎之前还没能引起后人的注意。它们叫我着迷，我走过的任何一座城墙，都不如这里那么沟回复杂，因为始建者与修补者为数众多，从而集中了那么多藏匿意图的角落，而后又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被点点滴滴的偶发事件零敲碎蚀。它的高低断续皆成某种形式的叙事，在骄艳的阳光之下，教我这个向来自诩为正午的最忠实拥趸的旅者也不禁感到一丝眩晕。

博物馆修在了城墙的里面，陈列的多是以色列人创业史的遗存，锅碗瓢盆，陈年的日用品，女人的衣物，孩子的玩偶，创业者们的黑白照片贴在墙上。这城墙最早是十字军造的，18世纪中期，统治加利利地区的奥马尔翻修了一下，他的继任者是绰号“埃尔-贾扎尔”（意为“屠夫”）的一位土耳其帕夏，性格残忍，却又能力超群，是个伏路把关的好手。他有幸赶上了拿破仑时代，参与到一个经典军事战例的书写之中：1799年，拿破仑打完了埃及以后就挥戈北上，想通过阿科进入叙利亚，其目的一是希望借助叙利亚异议分子的力量打击庞大的奥斯曼帝国，二是继续向东拿下耶路撒冷，敲山震虎，让殖民东印度的英国人心有忌惮。

战事初时的节节胜利让拿破仑飘飘然，他估计，夺取阿科只需两周左右。但是，他的士兵疏于管束，在雅法大肆掳掠了一通，还杀了几千名土耳其俘虏。消息传来，阿科城里同仇敌忾。贾扎尔帕夏调了大批人力来加固阿科要塞。穿过博物馆登上城墙的另一侧，就能看见当年留下的供八尊加农炮使用的炮眼和台基，城墙下还有80米长的暗道。5月初，法军从陆路攻了过来，阿科战役正式打响。7日那天，法军用新运来的炮轰掉了东北角的塔楼，并在城墙上轰出两个大口子，但立即遭到从北边和西边城壕赶来支援的守军的顽强抵抗，双方在这里挖下战壕，互相扔手榴弹，一直打到晚上精疲力竭才各自收兵。法国人好歹把国旗插上了东北角，让城里人心惶惶。法军指挥官兰博将军也认为既然缺口已被控制，攻克阿科只是时间问题。

二百年前的加农炮安静地躺在杂草遍地的城墙上，像一支跟笔台锈在了一起的钢笔，炮口对准雉堞之间的空隙。旁边的牌子上写着“哈伊姆·法伊vs.拿破仑”的字样。贾扎尔帕夏守住了城池，不过立下头功的是他的金融部长兼重要参谋长，犹太人哈伊姆·法伊，正是他出谋划策、设计并组织建造了内城，才使法军没能于次日一鼓而下。由于英军控制了附近作为军事补给站的几个港口，加上疫病蔓延，法军已现疲馁之态，拿破仑预感阿科拿不下来了，只得带着一份两千多人的阵亡名单撤出战场。
“法伊vs.拿破仑”，等于把阿科围城战的胜利看作是犹太人而非土耳其人的胜利，或者，看作是犹太人引以为傲的智慧的胜利。不过，犹太人跟基督徒之间倒谈不上有啥积怨，十字军虽然在阿科有过暴行，但很快就把犹太人笼络住了，除了不准到耶路撒冷居住外，犹太人在那段时间过得很不错。无怪乎汉娜·阿伦特要批评说，犹太人就是个墙头草，伤疤一合就安心当起附庸。

现在的阿科老城里，穆斯林人口占了大多数，位于城中心偏北的以埃尔-贾扎尔命名的大清真寺是其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之一，门票五个谢克，我去的时候，一个敞着衬衫的肥胖的老穆斯林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打盹。大院里空无一人，光景稍嫌破落，一圈拱廊环抱着院子，炎热的日子里可为穆斯林们挡挡太阳。大殿门口也有个门廊，正对着它的是个水池，供祷告者们洗手净足。进了大殿就能看见正中的墙里的主壁龛，做礼拜的时候，男人站中间，女人站两旁的廊道里，人人都得面朝着它，想象着肉眼看不见的麦加圣地。从大殿出来，才记起不知在哪儿看到过一条提醒：最好先脱鞋，清真寺的地毯人家是要跪的。

埃尔-贾扎尔的暴虐赫赫有名，据说他曾要求下属杀其子以表其忠心，高兴的时候还爱以砍官员的手足为乐。他兴建了清真寺后，有钱人还得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为他尘世的荣光添彩并预祝他死后的好运。但是，阿科也正是在贾扎尔帕夏的治下，从一个破败的小渔村变成了威名赫赫的著名港口兼贸易和文化的中心。他造了带顶棚的土耳其市场，造了有名的土耳其浴室，城里的主干道也冠以他的名字。那间浴室已被改成了博物馆，我架不住门房小姐甜甜的笑容，掏了25谢克。进入厅里，向导仪的耳机里立刻传出了絮絮叨叨的语音，四周的灯光也随之暗下，眼前的影像屏幕中浮现出一名自称是浴室的最后一任管理员的土耳其人，对着坐在浴客铜雕之间的观众讲他冗长的故事——以色列的许多专题博物馆都喜欢搞这种真人影像导游。

围城战五年之后，教皇在巴黎圣母院把皇冠搁上拿破仑的脑袋，贾扎尔则在居民的一片腹诽和诅咒中去世，天知道天堂里有没有他的位置。他和他的继任者苏莱曼帕夏把阿科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不过，基督徒十字军的文化，就像那些被改头换面的城墙一样，并没有在新统治者的手里完全湮灭。在阿科的第二日，我终于找到了城里最大的十字军遗迹——它就在贾扎尔清真寺的西北角，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地图上那个“Citadel”，就是12—13世纪，十字军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根据地。

沿着一座木板铺成的吊桥，我走进了空荡荡的要塞庭院。庭院北边的梯形大厅里，教士们把糖水跟苦药拌在一起，盛在罐子里端给跋山涉水而来的朝圣者。东边的“柱厅”供议事用，南侧则与食堂相连，只有西厅未能得到保留，剩下一堵内带多个拱券的墙壁。一周三次以上，这些身着带着白色十字黑袍的医护工教士得在庭院里集合训练，射箭摔跤，履行他们身为圣殿骑士团一员的义务。练完之后，所有人一起去食堂用餐。我从食堂外头的示意图上，抄下一条摘自葡萄牙阿方索神父法令集的律令：

修院的用餐方式必须统一如下：所有兄弟，从长官到其他人，都要坐在餐桌边……食物一律平等，水饮亦同。任何一名长官……不得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食物或与桌子旁边的其他人不同……除非人人都能得到这种食物。 

大多数关于阿科的导游图上，拱门都像宫殿一样镶着一圈一圈金光，不过那恐怕是射灯齐放的要塞夜景。白天里，面积最大的北厅养护病房，病人们整天仰望着十米高的穹顶上绵延的黑压压的石块，一扇扇圆顶墓碑形状的窗洞高高地开在墙上，穿过窗洞的阳光好像一根根斜插进肉体的宝剑，杀气浮动在静谧之中。无怪乎到了奥斯曼时代，这栋建筑就被长期改作监狱。不过，这些慈善工作者对同教“兄弟”的温情总是感人的，眼里晃到过这么一句律令：“…as if he were a lord…let him be refreshed with food charity according to the ability of House.”它适足改变人们对十字军的印象。

阿科于1104年被十字军占领，83年之后随着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圣地的拉丁政权把都城迁到阿科。整个12世纪，由于基督徒的优待政策，散到四面八方的犹太学者开始陆续回归，出生于西班牙的伟人、《迷途指津》的作者迈蒙尼德也从北非远道而来，以阿科作为朝圣的第一站。那是阿科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它是世界的港口，同一时期的东西方思想在这里交峙，迈蒙尼德的著作成为辩论的中心。毁掉这繁荣盛世的是来自埃及的马木鲁克人，1291年十字军的政权彻底覆灭，基督徒与犹太人，这一次同成了覆巢之卵。

阿科古城向地中海伸出一个岬角，海岸比特拉维夫要陡峭得多，浪花在礁石上炸开，咸腥的水沫冲破昔日防波堤的遗骸飞散到我的脸上。沿海居住的穆斯林老太太，似乎也被泼辣的水声和风声迷了耳膜，以至于听不清——抑或不懂——我的问话。那么，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它也该在错杂轰响的记忆中迷失了吧。几千年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眼睁睁看着各支势力在自己的故土上争斗，现在他们终于收回了阿科，却不能像贾扎尔帕夏那样“统治”它，给它敲上自己的烙印。他们住在城外的新建筑里，看守着一份土耳其风味的文化遗产，它有自己的居民，自己的意志，一种产生于迷失的意志。

称库克为“弑君者”不大贴切，他只是一介律师，没有机会取君而代之，他只是在一个信念的支持下，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最后却付出了替罪羊一般的代价。时局的发展也完全背离了他的机运，这个国家并没做好实行共和的准备，克伦威尔当上了护国主，照样不受人民制约。1689年，英国人绕了一大圈回到原地，主动迎威廉二世夫妇回国为君，不过有两具血躯为鉴，这一次终于想到要跟新国王约法三章，于是成就了“光荣革命”不见血的美名。人们传颂着这种以保守、妥协、避免激烈争斗为特色的政治智慧，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不作声地改写了库克的名言：国王可以死，但库克必须下地狱。这会让得到复仇的查理灵魂欣慰，而勇毅憨直的库克却难免要辗转反侧：早知如此，我真的值么？

云也退

1960年写完《流动的盛宴》后，海明威并不想马上把这书给出出来，他尽可能拖着，书里的当事人活多久就拖多久，没想到玩笑开大了，他自己忍不住先走一步，在自家的庄园里开枪自杀。就连“流动的盛宴”这个书名，都是他的遗孀归纳了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后才给取的。

需要琢磨一下晚年海明威的这一举动。照理说他是最不爱往后看的人，那意味着示弱，可是昔日的硬汉，到这个岁数上也深受创作力衰退的折磨，提笔写下这本书，也许聊作一种安慰。1920年代，初出茅庐的小文人纷纷来巴黎“找组织”，躬逢文化盛世，海明威倒不能算是爱结伙扎堆的人，但是对那种物质上匮乏和精神上富足集于一身的感觉十分留恋，他觉得，自己永远能像这样“耗得起”。所以，他跟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恐怕也是唯一真爱过的一任）欣然寄人篱下，谒见格特鲁德·斯坦因、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埃兹拉·庞德等文学前辈，简直可以以这种满足感为生。

这岁数上的文人怎么就能从“落魄”巴黎找到良好的感觉？马尔科姆·考利说过，这所谓“迷惘的一代”多是大器早成之辈，不到三十岁就开始走红，既可以以才华成就傲视同代人（比如毫无文学成就的达达主义者），又可以带着年龄的优势与成功前辈谈笑风生，而不必感到丝毫的卑微。那时的海明威根本想象不到，他晚年会写出那么些自己不愿发表的小说，并承受由此而来的痛苦。

因才华远去而来的感伤，完全压过了自命青春无悔的兴致。在巴黎的支线火车里，瞪大两眼观看穿着整齐去赶集的农民，路边的咖啡吧里，各式各样的杯盏颠倒着语言、眼神和醉意，从画廊到书店一次次赴约，或者远望塞纳河水日日流淌，让一个个情节灵感蹦跳出来，再毫不惋惜地让它们穿过大脑皮层从另一侧掉落、消失。时间像一条学不了新技的老狗，在那个时候的巴黎不断地自我重复。海明威在报社干着收入平平的活儿，却因为坚信自己的短篇小说很快就能以铅字的形式问世而经常处于精神亢进之中。

他多么希望这盛宴永久不要散去。那一拨美国作家离开机器统治下的美国出来寻梦，功成名就来得迅速，菲茨杰拉德，肯明斯，哈特·克莱因，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更是个中翘楚。他们拒斥世纪初期的美国工商业文明，却沾染了不少工业资本家身上的冒险主义气味。“迷惘的一代”，斯坦因当年册封他们以此名号，总是有一点矫情的感觉，因为这份迷惘其实是他们自找的，好比在身上纹下个图案，以纪念那份独一无二的青春；他们投入欧洲疯狂的人群，马上发现文字生涯的首选方向，依然是写自己童年时生活过的地方。

海明威不是不明白这宴席总有散掉的一天，何况他和同在法国浪迹过的同胞福克纳要是一辈子耗在巴黎，又岂能有后来的显赫声名。只是无法接受现实，无法承认这般精力旺盛的头脑和躯干也有离退的一天，让他甘愿去死，一并带走对巴黎、对哈德莉以及恣肆青春的记忆。

雅法之觉醒
——以色列纪行之一

云也退

Bnei Dan的意思是“但的儿子们”。这里的人看来认古犹太十二支派中的但族为祖先，尽管在不同版本的地图上，我也曾见过把这里划归以法莲族和玛拿西族名下的。我的车就在以“但之子”命名的大街上停下。右侧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公园，一条几乎静止的小河在树荫之间穿过，鹧鸪、喜鹊、鸽子迎着清晨五点的光钻出巢穴洒扫庭除，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有些小喘地跑过，脚底下奇怪地一顿一顿，一条一米来长的狗儿抖擞着精神，窸窸簌簌地跟在后面。

在特拉维夫的第一日，我恰巧落脚在了这座城市的富人区。此地的公寓也好，别墅也罢，大多被精心修剪过的树林围了起来，入口被花花草草拱卫，透过树墙，有时可见几个粗糙的小鸭小鹿雕塑立在门前，不知是何趣味。我在“但的儿子们”大街上散步，大口地吸着黎明时分几乎呈天蓝色的空气，阳光已经在这里面撒了种子，却迟迟不见抽芽。密密的汽车把小路塞满了，大路上传来清洁工小心翼翼的笤帚声，与其说是清扫，不如说在擦拭。

特拉维夫在上世纪初的第二波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潮之后才建起来，而紧紧依托的却是雅法，这座建城史可以上溯到大洪水之前的超级老城。当年复国主义运动必须与时势赛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现代文明嫁接到古老的土地上，从而造成了今天，以色列人强烈而复杂的历史意识。早在1892年，雅法就与巴勒斯坦地区的第一条铁路挂上了钩，从此朝圣者不用租一头骆驼翻山越岭，跳上火车就能直奔耶路撒冷而去；也正是因时局所迫，新城特拉维夫作为巴勒斯坦第一个犹太人城镇，又被视为现代以色列的古老“发祥地”之一。民族的集体记忆融合了远与近，新与老。我找到本-耶胡达大街，从郁郁葱葱的中产阶级乐园走向有些黯淡的城市中部，从特拉维夫走向雅法，走向以色列式辩证法的深处。

地中海的水面轻抚着沙滩。从三月下旬开始，以色列进入一年中最有魅力的一个月，但兴奋的海水浴客寥寥，面容严肃的跑步者却居多。海声早就是特拉维夫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门前的小院，壁上的相框。海滨远远地通往那一团蜷缩着的黄白建筑——多少年来，雅法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那么一个雷打不动的样貌：石砌的城墙被裁成宽窄适度的一条，塔楼、炮台和教堂的上半身露在外面，被海水拍着下体守望落日余晖。可是，假如你知道挪亚很可能正是在这里踏上方舟、救人类于灾厄，并在这里留下了墓穴的，假如你知道当年它的名字“约帕”，以及先知约拿正是在这里登船逃避耶和华的，这苦难重重的城市就不再只是万千古迹中的一个普通名字。公元1100年以后，雅法在基督徒十字军和撒拉逊阿拉伯人的拉锯战中几度易手，早已不可能完整存活下来，土耳其人到来后的时代则是整个圣地的漫长蒙尘期。看到今天被尽可能复原的古城，我们只能依托前人的记载去想象，并牢记“约帕”的意思——“美好，适意”。
雅法的小路里几无人迹，巨大的墙砖竭力保持远古的气息，却新得有几分造作，入口的指示牌还做成了动作夸张的卡通人物，这情形在后来的旅途中我可再未曾见。跟很多地方的做法相仿，这里的政府也把雅法交给了艺术家去经营，但不准随手涂鸦，于是在色彩斑斓的花体字母招牌下，在画廊、工艺品商店和小型剧场之间，仍有犹太会堂、俄国东正教的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杂于其间，维持着它的古味。顺着指示牌，穿过一个大大的墙洞，外面就是有些繁忙的码头，可地中海早已不是朝圣者的海，运来的货也不是昔时的珍物。《列王纪》里记载，希兰船队从俄斐载来檀香木和宝石，从这里登岸，送到所罗门王的宫殿里。檀香木用来为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者做琴瑟。“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运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今日。”

苦城雅法苦盼复兴，终于盼到了1909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他的名字叫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他不是在西方混出了人样、现在衣锦还乡的犹太大资本家，也不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他是个诗人，能想象吗？一个抒情诗人远道而来，被视为一座城市命运的转折点。

我庆幸赶上了这么重要的日子：一百年前的3月29日中午，比亚利克在雅法登陆。“群情鼎沸！”媒体想不出更有新意的词，就一个劲地鼓动大伙去迎接伟人。由于犹太人长期流散各地，直到18世纪末期他们的母语希伯来语才死而复生，所以文学一直不发达。比亚利克被公认为第一位大诗人，书写当代《哀歌》的耶利米再世，故而受到整个民族的顶礼膜拜。当时巴勒斯坦屈指可数的希伯来语报纸之一《哈茨维》刊发了一则特讯：“诗人H.N.比亚利克于今晨搭乘俄国船到达，同船的还有作家（耶书亚）拉弗尼茨基。雅法的居民给予比亚利克以最诚挚和热烈的欢迎。今晚将举行一个宴会为他洗尘。雅法的每个人口中说的只有比亚利克。群情鼎沸！”

在雅法背后印堂发暗的老建筑区兜了一圈后，我跳上一部公车来到内卫崔迪克大街——比亚利克在雅法上岸后就往这里奔来，它也是特拉维夫的摇篮：当年响应复国主义号召的犹太移民蜂拥回归，把雅法挤了个水泄不通，其间有一些眼光长远的人不愿被朝思暮想的故土所拘，来到城市外围上自建定居点。他们把这个地方命名为Neve Tzedek——希伯来语意为“正义的绿洲”，今天已成全城小资味道最浓之所，咖啡店、服饰精品店、小书店荟萃，民居的门前都装点着西式藤蔓状的栏杆，但是，服兵役的年轻人依然要被带到这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参观第一批定居者和文化先驱奋斗过的地方，比如早期犹太社团领导人西蒙·罗卡赫的故居就挂着一块牌子，上写“Rokach House”。

在内卫崔迪克旁边的内卫沙洛姆（希伯来语意为“您好绿洲”），我想象着比亚利克昔日接受晚宴和投宿时的景况，他就住在此地另一位名作家沙·本-锡安的家中。《哈茨维》跟踪报道了他的雅法之行：“我们的诗人比亚利克赐予雅法的精神觉醒无法形诸文字。昨天，在阿姆杜斯基旅馆的院子里，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从哈西德派到阿什肯纳兹派，从老大爷到小女孩，济济一堂。H.M.谢恩金宣布接待会开始……诗人自己也无法保持镇静了。他被人们嘉予的荣誉深深打动，也因被迫听取赞誉之词而感到十分不适。他的发言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关于深度敏感性的种种，关于诗歌的种种，并表达了未来‘复兴的吟游诗人’已落生于这片土地的‘孩子和小娃娃’之中、已经浮现于我们呼吸的空气之中的愿望……”

实际上，出生于乌克兰的比亚利克并没打算在雅法多逛，他跟我一样，只想花很短的时间——也只有这么点时间——走遍巴勒斯坦地，感受一下他在诗中深情向往的故乡之真实面貌。追星族们不肯放过他，得知诗人打算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后，4月4日，逾越节假期前出版的最后一期《哈茨维》就大声鼓噪：“这个星期日，必须得有一大群人到车站去欢迎比亚利克。……今天的《哈茨维》怀着千万同胞共有的感情，把它的祝福和美好祝愿献给和蔼可亲的诗人比亚利克。犹太人，去车站欢迎诗人比亚利克吧，去欢迎他，大声喊：你好！”

报纸都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可是比亚利克却让涌向车站的圣城乡亲扑了个空。诗人的社交恐惧症犯了，为了躲避人群，他提前出发，周五就到了耶路撒冷。而蒙在鼓里的《哈茨维》直到周日还在嚷嚷：“犹太人，去车站接我们的诗人哪！”在耶路撒冷，组织者早就为他准备了接风大会，向比亚利克致希伯来语欢迎辞的，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父大卫·本-古里安，他也是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

我无意中赶上了特拉维夫建城百年的前夕，它正是雅法获得新生的日子，又与一位文化英雄的名字连在一起。4月11日，诗人回到了雅法，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信心爆棚的犹太人在雅法外围开建一座新城，起初名之为“阿胡扎特·巴伊特”——希伯来语意为“家园”，后来才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特奥多尔·赫茨尔的作品《古老的新国家》中选出了“特拉维夫”一词替换之。不管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比亚利克命定要成为这座城市之子，人们认为正是他的到来，他的发言和朗诵，促成了那凝聚全体定居者之心的“精神觉醒”。建设者们当然要邀请诗人留下，被后者以时机还不成熟为由婉拒；不过十五年后，比亚利克终于铭感于当年迎迓的盛情，回到这里定居终老。坐在一路北去的列车上，我不由悬想十多天后的情景：特拉维夫人节庆的那一日，今日雅法的码头，还会有游行的人们凭临翘首么？

云也退

彼得·勃鲁盖尔是个神秘的佛兰德斯画家，在16—17世纪普遍唯美的宗教绘画中，他所作《死亡的胜利》独树一帜，描绘了虚构的战场上活人死人与死神共舞的形象。著名美术史家彼得·伯格在《反抗的群体》里说它预言了20世纪的大屠杀，那么，他又怎么看待希罗尼谟·博许的《人间乐土》呢？他那张光怪陆离的魔幻三联画，被公认为宏观描绘人间罪恶的一个永恒蓝本，那些光怪陆离的造型，不单是取自对丑恶生物（包括人与动物）的细致观察，其本身也是对《新约·启示录》第九章中所述细节的再现：“蝗虫的形象，好像是预备好了要上阵的战马一样。它们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像人的面孔……”画家使用佛兰芒的现实主义去创造超现实的世界，让畸形和鬼怪都成为可见的现实，它们设计出了用于折磨的精致器械，津津有味地享受着那种虐待狂式的惩罚行为，把人类搁在平底锅里放在火上烤。这些东西，比预言更预言。

博许生活的年代比勃鲁盖尔更早，从而，我们可以把《人间乐土》视为《死亡的胜利》的前身，后者赋予前者以一个标准的尘世背景：土黄色的战场，天色阴沉，高地上草木萧疏，大群大群的人在棺材形状的盾牌面前倒地，骷髅骑在马背上，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和博许那里一样的细长的人体。唯一不谐是画面右下角的一对年轻夫妇，丈夫焦虑地顾盼着近在咫尺的大屠杀，妻子却依然忘我地享受着手中的提琴，对身边的命运似乎早已毫不在意。
从16世纪的博许、16—17世纪的勃鲁盖尔、18世纪的戈雅直到20世纪的毕加索，“战争画师”的家族里人丁兴旺。尽管博许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圣经想象，但毕加索1937年创制的《格尔尼卡》却是最忠实继承博许风格的明证。托当年的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统治荷兰之福，毕加索从攫夺并收藏于西班牙的博许画作里找到了超现实主义扭曲变形的灵感，他习得了用牛头人身怪和女怪来表现恐怖的技术，更懂得了如何用歪眼、揸指、尖叫的女人形象渲染战乱中平民的悲惨，他的模特儿——超现实主义摄影师朵拉·玛尔——在她的一张摄影作品中拷贝了毕加索的风格：一只怪诞的小犰狳，光秃秃的半球形脑颅，三角形的嘴，尤其是那两副伸出甲壳的、好像人手一般尖细的爪子，与它怵人的眼神彼此呼应。

毕加索最有名的绯闻情人朵拉·玛尔生于俄罗斯，原名亨莉耶特·特奥多拉·马可维奇——Marcovitch，与贝雷兹-雷维特笔下的那位克罗地亚士兵同姓，这难道是一个巧合吗？在《战争画师》一书的三位主角中，法格斯是个放弃了战地摄影，转而在一座滨海的塔楼里绘制大型战争壁画的画家，伊柏·马可维奇是个克罗地亚军人，在南斯拉夫内战中死里逃生后，发现自己的容貌出现在了法格斯的一张获奖作品中，从而找上门去，扬言要杀死他。如果说贝雷兹-雷维特以法格斯影射毕加索，那么他把朵拉·玛尔的角色分给了两个人：奥薇朵·费拉拉，这位曾随同法格斯出生入死的女摄影师是职业和肉体意义上的朵拉，她最后踏雷丧生，直接导致了法格斯做出弃影从画的决定性转变；而伊柏·马可维奇则是这位半路出家的“毕加索”真实的模特，无意之间成了“艺术创作”的活生生的素材。
我搞不来原型分析；但是贝雷兹-雷维特设的小局并不难解。《格尔尼卡》正是在朵拉的主观协助下完成的，而法格斯客观上则因马可维奇扬名——他集中了罗伯特·卡帕与毕加索的双重身份，也印证了两者之间根本上的对抗关系。法格斯“觉今是而昨非”，打心眼里不相信一些战地摄影的真实性，并为这一以冷漠旁观为特征的职业而动摇（马可维奇从头到尾都在就这一战地摄影的职业伦理问题反复拷问他）；不管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如何滔滔雄辩，也不能否认战地摄影这种行业本身带有的非道德色彩。奥薇朵在认识法格斯后跟定了他，因为后者的动摇也传染给了她，她说：“该拍下的不是人像，而是人的痕迹，也就是下楼梯的裸者。”此处拉进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说事，其实就是树立起了绘画（当然是讲究主观色彩的现代派绘画）的意义——这是一个用艺术家的头脑重审现实，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象征画面的过程，一个记录岁月在那些永恒之物上留下痕迹的过程的过程。

“我需要一个沉默的维吉尔，你非常胜任。”奥薇朵把自己视为踏入地狱的但丁，可她带着相机先一步离去，而把完成《神曲》画面的任务遗留给了沉默的情人法格斯。和他不同，奥薇朵至死只拍场景，拍“痕迹”，从不拍战争中具体的人，这好像是对19世纪的战地摄影之父罗杰·芬顿那幅名作《死影之谷》的回归——空无一人的战场上落着几枚没有爆炸的炮弹，“缺席”在这里拥有比流血漂橹更捶心挫魂的力量。事实上，即便当年芬顿的不少作品也是摆拍而成，但后来包括《士兵之死》在内的大量名作，确实已如彼得·伯格所说，仅仅具有把人逼入“过分消极状态”的功能。贝雷兹-雷维特正是在这一点上翻出这本早被本雅明、桑塔格等人反复书写的伦理旧账，覆以小说之形，再补上对晚近以来摄影的商业色彩及可复制性的批判：“在恐怖被当作艺术来贩卖的世界里，在艺术与生俱来就企盼被拍摄的世界里，在与苦难图像共存却没有丝毫良心或慈悲心的世界里”，战争照片毫无用处。

刻画“在场”的死亡的任务依然要留给绘画，留给从博许到毕加索的今古群贤。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落》里说：“博许的画作是压在人们灵魂之上的一层阴森的忧郁……一时间，单一地审察苦难、观看悲惨，单一地在每个地方都发现衰败和濒临末日的迹象，质言之，谴责时代、鄙视时代——成为一种时尚。”五百年前的艺术家，将死亡刻画至进入人心的“在场”，塔楼里孤独画师的身影充其量只是一个遥远的、弱弱的致敬；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索马里内战、第五次中东战争则为战争绘画的永恒价值提供了现实论据，尽管它们被不甚高明地同两位男主角不着边际的哲学讨论组织在了一起。依然是奥薇朵总结的：就深刻的人文关怀而言，战地摄影强于那些快餐式的电视新闻镜头，而弱于绘画，但那“必须是一种远离大众、远离他们的解读的绘画”，也就是说，远离塔楼外那个重复说着“在那座被遗弃多时的岗哨塔里，住着一位知名画家”的导游声音，远离那些致力于把世界景观化的商业和娱乐行为。用冷漠的眼睛来捕捉与复制恐怖，与用冷漠的线条来描绘恐怖，两者终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心怀负罪感的法格斯而言，最适合的救赎就是走1937年的毕加索之路。

觉醒的女摄影师庇护着洗心革面的画家，与退伍老兵的寻仇之心抗衡——“马可维奇”的两个影子互相周旋到了最后，克罗地亚人终于没有下手，而是悄然消失，也许暗示着绘画对摄影的胜利。对伊柏·马可维奇而言，摄影师那“咔嚓”一下首先嘲弄了战争的严肃性，这比此后跟进的商业利益更让他出离愤怒，所幸他最终自我说服，把法格斯放弃浮名、躲进小楼看作一种有建设性的真诚忏悔。那个人可能永远画不出一幅《人间乐园》或《格尔尼卡》，塔楼也不像画布一样可以收起来永久珍藏，但孤独到底意味着安全、远离争议，绘画怎么说也是一桩连肖像权官司都不会惹上的事业。

云也退

记得一条旧闻：伦敦“今日翻译”公司评选出全世界范围内最难翻译的一个词，“ilunga”，来自非洲班图人的希鲁巴语，意为“世人愿意以德报怨两次，但绝不会有第三次”。我猜想，这种语言大概十分凝练，尤其跟我们中国人至少要学上小半辈子的英语一比，更见出这一点来。每当我想起“千秋”被伊兹拉·庞德翻译成“a thousand autumns”就会提醒下自己：与其为英语太水自卑，不如为能熟练运用母语而骄傲，掌握擅长表意的汉字，比学习只知机械拼读的字母语言需要更高的智商。

字母系统世界上现存三个，罗马、阿拉伯和西里尔，我等高智商中国人隔岸观火，看着它们随着时间演变你争我夺，各自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研究字母的专家大卫·萨克斯说：“字母表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语言倾向于使用尽可能少的音素”，这一点，中国人在把英语字母表借用来做拼音的时候就有所体会，微调后的26个字母（多了个ǔ，少了个v），轻而易举地就涵盖了舌头、喉咙、声带、牙齿、嘴唇之各种动作搭配的结果。拼音让我们从小就熟悉了字母，只有长大一点学英语时，才知道原来这些符号不是为汉字设计的，例如q就不念“七”的音，英语中为之特设了字母组合ch担当此责，有时t也可以兼职（如nature），x的“西”音也靠sh和s来发。字母表一专多能，身兼二任，在两套符号系统之间转换的人难免要犯晕，我在查汉英词典，例如查“看”字时在“c”的条目下翻索半天，才想起来应该查“k”。没办法，谁让英语一大半“k”音词都交给了c呢？

虽然英语在意译中文时会有不简练之嫌（反过来也一样，每个搞过英译中的人都有体会），但英文字母宜于音译中文，中文就难以反过来音译英文——我们可以把“早上好”三字用拼音标出，但若把“Good morning”译作“古德猫宁”则必将危害中外交流之大计——这证明了字母作为“要素”的高度可塑性，它们是人这种高级动物用来认识未知的称手工具。字母语言就如同爬行在纸上的骨骼标本，全部内在构造都坦白在外，即如蚯蚓蜿蜒的阿拉伯字母，掌握了拼写规律都能看着念个八九不离十；而中文的门槛就高多了，横竖撇捺提折钩，把这些“要素”全学会了怕也写不出几个像样的汉字来。

大卫·萨克斯的《伟大的字母》解决了我的不少陈年之惑：例如键盘上的字母何以排列如此，又如为何Q和K要跟C争抢一个发音，以致败下阵来，最终被边缘化到无法在一本词典的侧面占据肉眼可以分辨的宽度的地步。19世纪的雷明顿牌打字机（不少早期的推理大师爱把这个老牌手动打字机引入小说，这款产品因其字迹的深浅、打字位置的特别之处而适合成为破案突破口）的设计者，当时是为了防止打字太快卡壳，故意把一些常用词中的字母拆作两手分用，Q即是最大受害者，和它的固定搭档U天各一方。而Q与K之所以跟C共享“k”音——一如作者所说，就那么点字母还如此浪费——也得拜历史流变所赐，在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罗马时代，C受宠于罗马人的字母表，而Q则沦落为几乎只有一种用途，不过，就像一个经典的好莱坞励志故事里的情节，不屈不挠地活下来的Q在文化高度多元的今天终于熬出了头。

有时候觉得英语就像个死撑在第一线的赌徒：当我们正乐此不疲地从浩如烟海的字库里收获新发现的时候（想想“囧”、“麤”这些几乎是为时代而生的精品汉字），英语的底牌已经全摊在了桌面上，且看不见添丁进口的迹象，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26个字母免不了体力透支，气喘吁吁。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正见出字母表历经两千余年复杂变化的远期好处：欧洲没有产生过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式强人，字目便也没有像度量衡一样早早地被钦定下来，各司明确之职，而是有了各自参差不齐的形貌、经历、地位和不断变化的象征意义——它们的性格就这样被塑造。汉字的使用方式有利于诠释何谓“人海战术”，字母则透着一种人本主义精神，重视个体的价值，让每个人充分发挥潜能。萨克斯讲了笛卡尔刻意选择x、y、z这三个叨陪末座的字母作未知数的故事，听来教人欣慰，尽管a、b、c也被选作常数，但在我看来，未知数迷人的神秘感却是“落后分子”长期韬光养晦所应得的回报。此外，Q和X这两个字母赶上数码时代、网络时代发迹的事实亦鼓舞人心，鸡汤写手们一定不能忽略。

在耶斯列河谷的东北部，十字军当年造过一个名叫拉费弗的城堡（十字军的城塞今天剩下的不多，最有名的是贝特谢安以北的贝尔弗瓦堡），后来阿拉伯人把城堡推平，复这里以纯交通枢纽的性质，并在平缓的地势上建起了自己的村落。土耳其人统治的晚期，阿弗拉则成了由海法经贝特谢安到大马士革的铁路线上的一站。来这里以前，看着地图上65号、60和71号公路交汇处的那个小点，脑子里不由浮现出昔日在上饶转车前往武夷山的画面：一个残破的报亭，一堆沿街面的录像厅、舞厅，以及大食堂里无数双盯着外来者的不怀好意的眼睛。这就是“交通枢纽”留给我的全部印象。

然而阿弗拉不是上饶。以色列城里的junction大多拥有一个圆形的街心花园，车辆沿逆时针方向缓缓驶过，花坛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是花团锦簇。沿街面的矮房照例被店主们装饰为自己想要的店面风格，也并没做好迎接游客的准备，只有个把英文可以辨认。出租车司机把我放在街边，指了往旅馆的方向，先直后左拐，路上就经过公交汽车总站。这里的公交车运营艰难，因为以国人大多有私车，何况公车，怎么说呢，也总是人肉炸弹的主袭目标。在街道的另一边，一抬头就能看见绿绿的草坪和几所独立的石头房子，将人的注意力从稍许密集的街区吸引至纯郊外风情的远处。

1994年2月25日清晨5点，拉宾与阿拉法特签订巴以和约整整五个月前，卡罕运动的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巴鲁赫·戈尔德施坦因端着自动冲锋枪闯进希伯伦的族长之墓大清真寺。在这个由以军看护的清真寺里，用密集的子弹杀死了39名正在做斋月祷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致125人受伤，而按巴勒斯坦方面的说法，死亡人数还要上升至52。希伯伦位于犹大地的中心，远在北方的阿弗拉人不知道自己竟会受到殃及。两个星期以后，哈马斯成员，19岁的拉伊德·扎卡纳把炸药塞进汽车里，把车开到第19大街的一个路口，当着一群正在上348路公车的学生拉响了引线。

于是我在这个路口看到了这样一尊纪念碑。以色列人并不善于雕塑，他们把死难者的名字和生卒年做成小铭牌，镶在两个叠在一起的三角形上，组成一枚银色但形状扭曲的六角星。大理石台基上黑色的字写着“纪念阿弗拉恐怖袭击的死难者”。创意不过如此，但在恐怖面前，这座宁静的小城还需要更多的想像力么。

阿弗拉只有一座旅馆，于是我只能前往密兹拉基布兹，透过车窗望着远处似有若无的基波山一点点远去，在心里又一次默念扫罗王的名字。不过，旅馆里的一份报纸把我的思绪从历史里召了回来。3月26日，这个国家现在最惦记的除了利夫尼、巴拉克、内塔尼亚胡谁能掌权外，还有约西·贝纳永的伤势。

我早该想到我最爱的俱乐部队拥有以色列的骄傲，利物浦之于这个国家，就如休斯敦火箭队和曾经的亚琛、科特布斯、埃因霍温之于中国一般，是这里的人最关心的外国球队。在旅馆的报纸里，随便拿起一份《Haaretz》翻翻，就看见贝纳永面向面色阴沉的主帅无奈地摊开双手的照片，在对阵希腊队之前，这位队长兼当家球星担心自己难以出战，这伤是打完皇马之后得的，于是第一回合施展绝杀的他，第二回合连替补席都没进。队长说，只要伤有一点点恢复，他一定得上场。

贝纳永在血色浪漫的利物浦始终不是绝对主力，所谓“妖人”一般都有点一招鲜的味道，不够全面。贝尼特斯喜欢跑不死的人，喜欢敢拼的人，体力不足的贝纳永更适合担任奇兵。我告诉济夫教授的学生索尔（真的，他的名字也叫扫罗——Saul）：中国的kop们喜欢叫他“永哥”——Brother Youn。而在这里，他一直被昵称为“kid”，看来是忘不了他15岁上被阿贾克斯青年营相中的神童史。

永哥的家乡迪莫纳现在成了原子弹基地，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建一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队。在以色列足球高度普及，叫“马卡比”的球队就有许多支，这个起义者家族的姓氏看来还是很受推崇的，只是哈斯蒙尼王朝并不具备大卫王时代的传奇色彩。它已不在耶和华的宠爱之下。两天以后在济夫教授家里，我洗了个淋浴出来，惊讶地看见86岁的老人把电视调到足球台，正就着一碗浓茶一声不吭地看球。“Benayoun is not in his good condition.”说话间，画面上的贝纳永正与裁判理论，一比一的比分挂在一角。

贝尼特斯的作风与气质让我无限仰慕，不过每当他抱怨没钱买人时我总替他捏把汗。利物浦分明已经云集了各国的队长副队长级国脚，马斯切拉诺、海皮亚、施科特尔、杰拉德、一堆西班牙人以及贝纳永，几年来的花销加起来不会比曼联和切尔西少多少。他心里也该明白，Try and error不能永远，好在如今终于有了到头的迹象。贝纳永和海皮亚一样，无法帮助国家队创造奇迹，利物浦是他最需要安心待着的地方。在两回合与希腊的对抗中，以色列人最终败北，但回到安菲尔德对阵富勒姆，kop又看见了贝纳永妖魅的绝杀。

我把这些书都放弃了，我想自己去寻找我想找的东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代，同上帝立约的乙方，迦南的入侵者，内讧不断的十二支派，只有不到百年的大一统历史的顽劣初民，在1948年成功建国后，似乎真诚地相信耶和华的慈悲又眷顾到他们的头上。然而，今天的世界毕竟不是上帝一言九鼎的三千年前，以色列再不能动不动就枪口冲内围剿便雅悯人，而是需要绝对的务实和团结，打赢每一场事关存亡的对外战争，并在历次战争之间艰难地向外界争夺来之不易的好感。摩西十诫的复本还在，冠以“Torah”字样的犹太会堂处处可见，极端虔敬派仍然孜孜恪守着613条禁令，但现代以色列的自救再也不靠献祭和敬神。他们需要西奥多·赫茨尔这样赤诚的规划师和外交家，即使死时一事无成，也情愿给未来充当铺路石。

云也退

从事应用性人文科学研究的人，对自己的学科多少会有点迷信，经济学家喜欢用经济学工具分析各种现象，法学家则喜欢夸耀一部完善的成文法的用途。我读法律的时候，老师一说到日后要制定的《物权法》，那对打官司打得疲惫的两眼就会冒出亮光，一次次强调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物权法》主要调整的就是所有权的取得、变更、增减和丧失，在我们国家的国情下，尤其对于稳定公民的不动产权关系，让“住者有其房”，有着无穷深远的意义。

毕业以后我到底放弃了我之所学，摆在台面上的理由是不适应这行当的过于赤裸裸的现实思维。房子人人得有，可是单从法律上来理解，一栋房子跟一棵树没什么两样，是所有权指向的对象，占有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使用（包括出租在内）并获益，除此之外，关于它的结构、造型、功能的完备与否，统统交给建筑学来处理，而更虚的那个掺杂了视觉印象、回忆、想象在内的层面，则被认为属于那些擅长异想天开的文青。非常不幸，经过多年的检验，我确证了自己正是加斯东·巴什拉所说那种喜欢遐想、喜欢凝视的人，他在《烛之火》中说火苗是有诗意的，逼迫我们去注视，说电灯泡阻断了烛火的生命，与此相仿，戒酒运动戕杀了烧酒的生命云云，都让我心有戚戚。对诗意的东西，我有着与生俱来的恋恋不舍。

巴什拉的学说可以说是一种“遐想的现象学”。按照胡塞尔的指示，现象学的任务是要在充分研究人的主观体验的基础上对存在进行精微的分析。巴什拉把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理论用到对四大元素（气、水、火、土）的解读中，而其最庞大也最成功的一次试验则把阵地设在了建筑之中。正如研究火要从凝视火苗、触摸火舌、添柴、坐在壁炉前出神这些人为的行动着手一样，思索赖以安身的建筑，也要以人的居住体验为切入点。巴什拉绝不仅仅重复火—阳刚、水—阴柔、房子—巢这些尽人皆知的象征和譬喻，而且要辨析出古往今来的人们对这些笼统的“物”各各不同的细微体验。

因此他歌颂遐想，歌颂那些能将思的触角尽量往远处伸展的努力，勉励他的读者最大限度地调动主观能力。柜子的内部很深，是一个“不随便向来访者敞开的空间”；鸟巢是根据居住者的身形而建的房子，随着身体的成长而成长；贝壳则像一个空的鸟巢，唤起了人关于庇护所的无穷联想。而在这里，巴什拉拒绝隐喻思维，只谈形象，因为一说隐喻就把客体给隔出了主观世界，而他要建立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形象思维：我呆在一间房子里，我的内心同时拥有居于一所茅屋和一座城堡之中的体验，同时拥有鸟类和软体动物对自身居住空间的感受。

带着这种敏感去看世界的人，能为读者带来被想象和语言所缠绕的幸福感。乔治·佩雷克在小说《空间种种》中发问：“住在一个房间里意味着什么？住在一个房间里是为了占有它么？占有一个空间意味着什么？”这批以静物摹写、强调观察和文体试验的法国“新小说家”或多或少都受到巴什拉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可以视为在遐想现象学上开出的花：客观世界是外于人的感官存在的“物自体”（康德语），却又与人的主观体验紧紧相连。巴什拉鼓励读者去体会这种观察和遐想的幸福，建筑学家也得到了关于如何使用者体验的角度去设计房屋的启迪，并将《空间的诗学》推为经典之一。

只有法律从业者至今与这种幸福感绝缘。他们丝毫不为所动，因为灵魂出窍的人儿早晚得回到现实，早晚有挤在房产公司组织的看房团里，在毛坯房灰扑扑的内墙上东摸摸西摸摸的一天。这个时候，巴什拉的教诲显得奢侈而遥远：“四海为家，从不封闭在任何地方，这就是居住梦想者的箴言。和在真实的家宅里一样，在最终的家宅里，居住的梦想也受到困扰。必须让对别处的梦想永远开放。”然而，有几个现实中人愿意为了保持这种梦想而放弃一座最终的家宅？它不见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起码附有一张白纸黑字的产权证。

作为右派杂家的约翰逊可不是没有争议的，《知识分子》里有好几章都立论勉强，如说威尔逊的人生污点，显然带着对他早年左倾历史的偏见，再如说卢梭、雪莱的毛病，好像也不算新鲜。不过这本大书却是可以信任的，它符合我评价一本艺术史的简单标准：能让我喜欢上书里提到的那些人。

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广西师范大学新版。

当代艺术就是脱光了衣服抱个轮胎在锯末里当众打滚，或者用缆绳扎个网兜把自己挂树上三天三夜。阐释当代艺术的人需要付出大量的理论努力，才能不让人觉得他们是精神病患者的利益共同体。查常平的书是个正面的样板，虽然，我依然怀疑对某些作品作阐释的必要。

（美）辛西娅·弗里兰《西方艺术新论》，译林社新版。

研究当代艺术的书很难体系化写作。弗里兰这本就证明了这一点：brief introduction者，只能粗略介绍，所以我们看不到对达米恩·赫斯特的完整解读，也看不到把屎塞在罐子里拿去出售的行为的审美意义。不过只要读者承认了屎罐子确实有意义，这本书大概就不算白写。

（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返老还童》，上海译文新版。

咋说这书好呢，会想到《变形记》，想到格列佛，想到那些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可要真说讽喻吧又说不出什么来，电影还没看，据说让书中早早就退场的本杰明·巴顿的妻子一直守他到最后，倒是方便了观众得出结论。

（美）保罗·卡恩《当法律遇见爱》，法律出版社新版。

“徒法不能自行”——在这一深具自我颠覆性的法谚面前，每个法律人都该感到一种深度的惶恐才是。这正是卡恩先生想借解读《李尔王》来传达的启示。“爱”的思维经常与那座人类辛苦垒建的秩序之山格格不入，然而我们的心智不可再躲避它的敲打：当初我们依靠法律来摆脱人相竞食的野蛮状态，却为何时至今日依然甘之如饴？

（英）迈克·弗雷恩《迈克·弗雷恩戏剧集》，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连续几天都在抨击国话版的《哥本哈根》。弗雷恩的剧本里没有作任何舞台提示，于是王晓鹰导演选择了一种他所认为的最贴合中国大众欣赏档次的表现形式。演员的浮浅表现就不提了，多媒体里的原子弹轰炸影像真是败笔中的败笔，导演不能理解剧作的原意，也别硬端一个中心思想给观众吧，吃相忒难看。

（日本）小林多喜二著《蟹工船》，译林出版社新版。

日剧营造的无所事事中产阶级的幻影，就这样被一本七十年前的书给打破了。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真是说到了点子上。看这本书跟看包身工的感觉差不多，总忍不住掩鼻掩面的冲动。

“剑桥世界艺术史”八卷，译林出版社新版。

看了六本了，每说到绘画就兴奋，每谈到建筑就晕。建筑这东西是要去实地看了才知道的，图片再精美，除了西贝柳斯纪念馆这种的，也留不下太深的印象。

汉宝德《建筑笔记》，世纪文景新版。

样式很美。看了这本书以后再决定去哪儿看建筑。

（美）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上海译文新版。

朱大可的那本书叫《流氓的盛宴》，差一个字，好像就不让印了。

（美）帕尔顿、科尔默、克莱默《现代世界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文化新版。

不知跟商务那本三卷《近现代世界史》有啥区别没。写这样的书，西方中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是大家学西方学出来的，后现代化是西方自己跟自己玩出来的。

（美）齐姆林《美国死刑悖论》，上海三联书店新版。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社旧版。

关于美中历史的书，邹谠先生的这本和塔齐曼写的史迪威都是要看的。那时美国人为丢失了中国而痛心，好像一个单相思分子在懊悔失恋。摩根索说得太好：神经病以为二加二等于五，精神病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却为此黯然神伤。

（美）康拉德·托特曼《日本史》，上海人民社新版。

（俄）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上海人民社2008年版。

搞《日本史》的时候把去年漏掉的《俄罗斯史》也一并搞了来。

（美）爱德华·O.威尔逊《造物——拯救地球生灵的呼唤》，上海人民社新版。

我无条件地崇拜所有博物学家，他们代表了“好奇”这种我宁愿举一生之力去保存的品质。如果我不再有兴趣咬开芒果核看看里面什么样，不再试图把两只猫的尾巴打个结，不再把热巧克力掺进火锅调料里试味，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

（加拿大）凯文·巴扎纳《不可思议的惊奇——格伦·古尔德的生平与艺术》，上海人民社新版。

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一本古尔德传，作者本人也是加国国宝。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江苏人民新版。

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蒋介石好像用人十分不当，养了满坑满谷的饭桶，以至于上屋屋坍，下船船翻，处处受制于敌。易劳逸对蒋介石的态度持中，承认他的困难，也不讳言他的性格缺陷，实际上，最终还是后者决定了他的命运。

（意大利）卡尔维诺编《意大利童话》，译林社新版。

买人头版的人看见这套新版一定要后悔了。此前陆续出的那些还没觉得如何，怎么这大红大绿的三本捆一块儿上架我就激动了呢？

（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译林社新版。

（美）比尔德等《伟大的篡权》，上海三联书店新版。

美国法院“篡权”而不篡位，它理论上仍居于宪法之下，但同时又不断去激活宪法。对司法审查制度而言，宪法是一个沉默而开明的权威，对它的追溯性解释不是从党派利益出发打扮小姑娘，而是请出一位不说话的、理论上已死的长老，大家坐下来，带着几分虔敬，仔细揣摩他留下的著作和言论，小心推思其精神，讨论如何在变化了的社会背景下复活他的灵魂。

云也退

长期以来我都是苏珊·桑塔格的忠实推崇者，不过并没有去很投入地吃下她的总量并不算多的著作。桑塔格拥有我不具备的广博与清晰，以及那种多方撒网却纹丝不乱的思维特长，虽不至于带来强烈的审美疲劳，却让我宁愿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一个热爱音乐的人坐到钢琴前时上身的角度。

“当我在亚利桑那州做学童，等待成长，等待逃入更广大的现实时，使我得救的，是看书……接触文学，接触世界文学，无异于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不完美的命运和坏运气的监狱。”这是《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一文中桑塔格的道白，似乎有一点后见之明的嫌疑。许多文化人都喜欢渲染不堪回首的童年，不是说说此话的人已经功成名就——这个词的揶揄意义与她这样的知识分子战士无关——我的意思是，桑塔格如果没有真正“逃出”那个被她痛恨的泛指的监狱，她很难回过头说这样的话。她需要逃离，去接触那些思想的人们，去成为她自己，而这不是一种反讽吗？想一想她的犹太家庭，母亲带着先天哮喘的她从“二战”前后暗无天日的欧洲历尽艰辛才跋涉至美国，心里总还怀着对建设一个美好生活的憧憬；虽然家庭生活并不愉快，但桑塔格的成长环境无论如何都算不错了。多年以后成为超级帝国脖根上的一只超级牛虻，她其实是一个逸出分子（犹太裔纽约文人忠于美国的多得是），亚利桑那州的“监狱”，再怎么说，同那个年代欧洲的“地方主义的监狱”相比，应该算是一个开明而自由的地方。

很多人容易跌入可称之为“存在的耽迷”的境况里，宽松的处境会让他们找不到理由放下筷子骂娘。桑塔格当年主要是以高举“审美快感”的先锋姿态成为文学评论的焦点人物的，她对瓦尔特·本雅明的热情引介，对罗兰·巴特的深深迷恋，表现出一种挣脱伦理重负、追逐写作极乐的姿态，在精神上她沉浸于六十年代的文化中久久陶醉。这个情形耐人寻味，在度过了靠卖文为生的辛苦期后，她似乎十分享受通过文学阅读与批评于挥泄绰绰有余的精力，钻在精微的文本游戏、解读活动中难以自拔，不会有太多的“责任感”上身。那应该也是她耽迷于存在的时期，离她强调“小说拓展我们的世界”、告诉我们世界上“同时”有许多事情在发生的阶段，还有一个大半个钟摆的摆距。

从早年的耽美主义到后来的道德责任主张，桑塔格的钟摆从极晃到另一极，并在最后的岁月里死命攀高。读她早期的书，无法想象她会在晚年的纳丁·戈迪默讲稿中，对后现代发出如此尖锐的嘲讽（“一个自以为是的名称”）。她对那些宣称文学已死、作家已死的论调不屑一顾，也不再提什么快感，什么极乐，而是一再雄浑有力地逼迫读者去关注满目疮痍的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悲剧，通过揭示摄影作品的道德力量，也通过对以文学的现实主义抵抗“犬儒现实主义”的不遗余力的鼓吹。这种关怀因“9.11”之后写下了三篇名文——《9.11.01》、《数周后》、《一年后》——而变得更深、更“左”，这个作家似乎已像某种奇异的水母一样浑身带电，随时向外施放。

这种杀伤力与日俱增，人们不断在她的书中汲取阅读和不满的勇气。之所以我要保持那种坐姿，正是因为这种让人眩目的力量并非一朝一夕修炼之功，有她盛年时那一番全心全意的美学折腾作铺垫。她的文字让人颤栗不安，但我不能直线抵达那种力量；只要我饱暖无虞，我就只能在一个尚处于纯宣泄阶段的年龄上去仰望她老来疾风暴雨般的沉郁的呐喊。

每一代人都得以自己的奋斗为下一代多少挣一点未来，这点使命桑塔格早就完成了——她19岁时生下的独子戴维·里夫，后来也成了优秀的学者和评论家——从而可以腾出手来悲天悯人。也许可以说，她这一辈子仅在嫁给比自己大11岁的菲利普·里夫这件事上失去了一些自我，尽管她对外总是宣称“早生早放心”是种大幸运。摆锤在那个最高点、在它最重的时刻轰然掉落，联系这个人的轨迹，我觉得这近乎一种必然性的自焚。戴维继承了被癌症夺去生命的母亲的健笔，在他编成了这本随笔遗作《同时》的序言中，用克制的文字避开了政治立场之类，而强调她作为一名文学“虔敬者”的身份。这好像不代表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高度，却是慰藉桑塔格最合适的称谓，也让像我这样的崇拜者感到虽一时不能至，好歹还走在通往“至”的道路上。

在领导的房间里谈话时不要随便捋起袖子，哪怕那里面的空调确实开到了32度。

客户是反对阐释的，所以不要企图进行哪怕一点点驳回客户的质疑的努力；另外，在给客户写信时永远不要吝惜用“Dear××”来开头，哪怕内文只有两个字“OK”。

在转发同事邮件给客户的时候，注意不要把自己对客户的评价也一道转过去。

进了饭店坐下后，如果看到对面或侧面有一个和我形象极为相似的人转过身来，别犹豫，那就是我。

永远不要幻想能看十分钟书打十分钟游戏。永远不要幻想会重打一遍而在第一遍打RPG游戏时忽视攻略的意义。

在示好遭拒绝的时候，不要试图背诵一首19世纪的浪漫派抒情诗，如果还不想让对方扭头就跑的话。

出电梯以后，要往有通道的一边而不是往有镜子的一边走去；假如已经往镜子一边走了，要确保在没有被别人看见的情况下迅速折回。

下雨天出门，永远不要急于往似乎是天赐一般停在大楼正门口的空车里钻，那可能是别人订的；即使钻，也要钻有TAXI顶灯的车。

不要因为参加不情愿参加的午餐会而设法限制自己伸筷的次数，因为肯定记不住。

午餐会上不要向每一个开口跟我说话的人都伸出酒杯去，尤其是在杯子里装着奶昔的情况下。

假如其他部门的某同事在不同场合向我点头问候已达三次以上，一定要设法搞清他/她的（至少是英文的）名字，最稳妥的方法，可以在问候后跟踪确定其座位，下班后再过去查看其桌上的姓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