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载《书城》9月号）


连这种鱼的名字都叫“加里波第”：
















 

发明政治艺术的是一位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1513年发表的《君主论》教导读者如何掌握政治思维，也把“政治”一词给妖魔化了。近五个世纪以来，马基雅维里和他理想中的君主被视为敌基督者，直到今天，马基雅维里主义仍被用来指代任何形式、挑战人对忠实守信、道德真诚的认知的政治行径。然而，事实上，马基雅维里的本意并不是写一本让任何个体拿来操作的统治手册，毋宁说，《君主论》表现的是作者作为民族一分子的国家理想，他思慕一个庞大的政治体，一个巨人般强有力的统一的意大利。

葛兰西评价马基雅维里的戏剧，说它为作者的政治思想服务，“将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科学通过一种生动的‘神话’形式融合到一起。”这句评价拿给1958年托·迪·兰佩杜萨发表的小说《豹》，却也有几分适用。在兰佩杜萨的神话里，西西里岛的萨利纳亲王堂法布里契奥不是有政治家头脑的人，他留给读者的大体印象是一个温和的、有时甚至多愁善感的没落贵族；与他相对应的则是一代传奇朱塞佩·加里波第，他伏于暗处，只出现在他人的话语中，却是摇撼意大利的棋盘，振动那上面各色棋子的举足轻重之人。双方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势不两立，论政治技术也大相径庭，但是，表面上弱势的萨利纳亲王恰恰是一个“有效”的一方统治者，并且不惮用自己悲观、虚无的言行来诠释这种有效。

萨利纳亲王第一时间引起我们的同情，是因为他那注定要失败的维护家族权力的愿望和努力，就像他们家族的族徽上的那只豹，耀武扬威的外表终究掩盖不了其只是一个图案的本质。在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当口做一名封建主，很可能要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而驾驶这部大车的就是加里波第。1860年，加里波第和他的红衫军驾着两只临时扣留的商船在西西里岛登陆，避开了不可一世的法国巡洋舰，旋即击败了占领意国南部的波旁军队，一时间人民箪食壶浆，仿佛久旱遇甘霖。按理说，萨利纳亲王这种受波旁庇荫的当地贵族应该很受一番冲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亲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姿态。当他听到红衫军登陆的消息时，很快就从一点点不安中恢复了过来，他说：“如果哪个正人君子把他请到这儿来，那就意味着对他放心。他们会使他就范的。”

加里波第属于19世纪历史上少有的“完人”，从欧洲到南美“两个世界的英雄”，早年曾在巴西、乌拉圭等地打击西葡的殖民者，后来回到意大利，更是不能容忍祖国还有集被殖民、经济落后、政治腐败于一身的政权存在。但是，加里波第代表的那股所向披靡的自由的力量，在小说中撞到了萨利纳亲王胸有成竹的“不变”之墙上；加里波第不管不顾地要解放所有有待解放的人民，萨利纳亲王则反之，相信土地、历史、习俗、地方风气的恒定，任何人，不管怀揣什么样的野心而来，都得尊重一个地方的静态现实。从当地贵族和百姓对加里波第的动态的反映来看，他的正义之师的确不是虚张声势，很快，挥舞着三色旗的支持者就在首府巴勒莫里随处可见，就连亲王的外甥、另一没落贵族的后代唐克雷迪也在一个白天忽然正告舅舅：他要去投奔红衫军了。

让人着迷的依然是亲王有些夸张的处之泰然。我们可以探知这种态度源于何处：首先，亲王出于一种强大的身份自信而冷静接受了“群氓”的狂热：那些人搞的是“政治春游”的勾当，就知道成天上街游行，高谈阔论，笑语喧哗，而波旁王室的警察军队又是那样不堪一击，加里波第一到就立刻成了笑柄而不是劲敌（尽管从加里波第自己的回忆文字来看他在西西里还是打过几次激烈的硬仗的），亲王如此思忖：“这一切都是那些人文化素养不高的表现”，岂能跟他这种门第森严、家教细谨的贵胄相提并论。其次，唐克雷迪的出奔并非坏事，或可让他在与新势力的接触中开阔眼界，尽早认清暴民们的本质，也可有利于日后保护自己家族。第三，也是最现实的一点，“皮埃蒙特人”早就与自己达成了交易，后来也的确守诺，“萨利纳家别墅附近连一声枪响都没听到。”因此亲王也用最平和的“皮埃蒙特人”来称呼来自北方的革命派和统一主义者，而不像敌视他们的人那样蔑称他们为“加里波第分子”。

种种事实都在提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特点：这是一场策略、投机与偶然性高度混杂的革命，并没有响彻全境的兵戈之声，更多的决定性的行动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具体到西西里，“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甚至共谋，他们通过交易“出卖”异族统治者换取双方的相安无事，而在收复国土，进入最敏感的政治体制建构阶段，封建势力能够明智地“杯酒释兵权”，放弃了政治权力以换取自身太平。像萨利纳亲王这种理应成为狂热革命者眼里的“绊脚石”的人，竟然在巴勒莫大本营被占领的情况下，还能悠闲自在地举家出游，去多纳富伽塔的世袭领地享受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盛大礼拜仪式、筵席和舞会，这实在是拿破仑时代的波旁王室和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的地主老财们想都不敢想的。萨利纳亲王在见到多纳富伽塔时露出了微笑，满意道：“感谢上帝，似乎一切都跟过去一样”，就差说出“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了。对他而言，“一切如常”关系到一整个阶级的最大利益，也是他本人自信的源泉。

十分喜爱《豹》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对小说揭示的国情有着极深的认知，他知道，意大利这枚“欧洲之靴”的靴底和靴尖——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完全是前工业社会的材质打的，对加紧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而言不是一份有益的遗产。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对“落后”、“反动”的敏感，不是兰佩杜萨所试图激发的反应。事实上，他对萨利纳亲王其人的塑造，渗透了一种幽怨的历史宿命论，他一定多次站在西西里俊美的埃特纳山下，面对如血的残阳咀嚼着祖辈浸透了迷茫的自豪。萨利纳亲王明知家族日暮途穷，但他仍然享受着对周遭变局的逐一判断、接受和对自身心态的理智把握，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是他这类珍惜家族荣誉、重视宗教虔敬的贵族最为看重的。而实际上，荣誉和财富这一虚一实两个维持门第的关键在那时都已经露出了衰相，兰佩杜萨在1955年完成的一篇回忆文字中已经清晰地揭示了“豹”家族的真实状况：“说到我们那时前往的宅邸，就我所记得的，我现在能够说的话，是它有十足的绅士派头但却穷困不堪。”萨利纳亲王就是兰佩杜萨（1896年生于巴勒莫）的祖上的原型，在小说中，他总是带着傲慢的不屑看待那些自己理智上厌恶的新生事物，包括政治游行、全民公决、走过场的宗教仪式之类，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利用玫瑰经祷告、贵族内部通婚等等方式维护门风和血统的纯粹，然而愈是如此戮力，涌现出的伤感还愈是浓重。

兰佩杜萨多少还是捍卫了一些已告消亡的家族的荣誉：当着“皮埃蒙特人”的使节谢瓦莱的面，亲王拒绝了在新生的意大利王国担任参议员的笼络，同时又推荐了巴勒莫的新市长、投机政客塞达拉，后者一手缔造了一场全民公决，迫不及待地宣布“全票通过”将西西里合并入撒丁王国的决议。谢瓦莱的大惑不解，让萨利纳亲王感受到当一名“高人”的快乐：

“西西里人就愿意睡觉，而且总是憎恨想要唤醒他们的人，尽管人家这样做是为了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因此，我们中间处于半醒悟状态的人就有了专制的权力；因此，西西里艺术和智能的发展推迟了一个世纪；新鲜事物只有当它们凋零时，不再产生生命激流时，才对我们有吸引力；从这里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前，事物越古老就越受尊敬，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怀旧的不祥之兆，因为过去的已经死了，所以才吸引着我们。”

再没有谁比亲王更了解他的人民了。他料定新政权在这个岛屿上必将无所作为，它会遭到被吵醒者——不要忘了他们还是黑手党的群众基础——烦躁之下的报复，他并因此用这貌似投降的应对方式来尽情嘲笑那些天真的政客或改革家，或者说，那一群把政治玩得更溜、也更无耻的马基雅维里理论的实践家。加里波第的军队“解放”西西里，“他们来教我们良好的教养，但是他们办不到，因为我们是神”；况且远征军本身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例如加里波第手下的民政事务官、西西里人克里斯皮，当时已是政治明星，阅人无数的亲王却轻蔑道：“等他上了年纪时，他也会耽于声色，麻木不仁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克里斯皮家族后来常年横行不法，并在1890年代著名的罗马银行丑闻中被揪出来，成为全民痛恨的超级蠹国者。

加里波第当年的崇拜者包括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和大文豪司各特，法国文坛第一人雨果，以及大仲马、乔治-桑这类首屈一指的人物，他们从不吝惜对解放者的赞辞，给他脑袋上戴足了桂冠，加里波第也照单全收，到晚年更是出访各国，频频出版回忆录，讲述自己的丰功伟绩，他在死后的一个世纪之内都享有盛誉，要等到另一个革命大胡子切·格瓦拉走上神坛，偶像派自由狂人的印绶才算正式交接完毕。但是，兰佩杜萨的小说补充了加里波第的回忆录无法容纳的内容，揭示了这场革命的离奇之处：它只有一个军事英雄，还是在政治人物的策划下，率领一干乌合之众冲在前面，而以民族统一的名义摘走胜果的却是一个与共和派关系暧昧的君主政权，为进步力量服务的政客获得反动势力的积极配合，又遭到后者发自世袭的道德优越感的奚落和投降主义的反击……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完全混在了一起，与俾斯麦的德国相比，意大利人的软弱、投机精神和反复博弈的耐心都让人叹服。葛兰西对这种深度的不彻底感到遗憾，把《豹》拍成电影的左翼导演维斯孔蒂也直言西西里人拖了复兴大计的后腿，不过马基雅维里却应当感到满意，民族统一的理想到底实现了，革命精英们使用的也正是他提供的理论装备。

被子弹打开的狂热之门

云也退

记得我的中学历史课本上有一幅黑白图，一串气势汹汹的黑影行进在一条不知通往什么地方的路上，旁边的注释是“二·二六兵变”。这一条不算紧要的知识点，却让我郁闷了很久，2月26日恰好是我的生日，那一天发生的最著名的历史事件，除了雨果诞辰（1802年），大概也就是这桩所谓“臭名昭著”的兵变了，它就像慕尼黑阴谋预示二战一样，成为来年“七七事变”的先声。

历史课教给我们的只是结论和一堆意义，实际上，对立的、歧出的事实叙说和价值判断才是历史学的魅力之源。对于遭受侵略的中国人而言，本着先天的民族感情，我们把“二·二六事件”中日本青年军官的所谓“蹶起”，他们推翻当权的政治家和军人的行动，简单地看作岛国内斗，一场纯粹的“狗咬狗”，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只需坐实日本作为一个民族的罪责就满足了，至于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疯狂的，似乎没必要搞得太清。

但在日本本国，有关“二·二六”及更早时的“九·一八”的争议都一直是一个课题性质的存在，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关乎整个民族的自我认同甚至精神走向。假如不甘于让自己对日本的了解仅仅来源于媒体报道的靖国神社及教科书之类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必须设法站在日本人自己的立场上，去看待该国历史上的“记忆点”。纪实作家保坂正康撰写的《昭和时代见证录》提供了这么一个绝佳的契机和语境。在他采访的几十个历史见证人中，末松太平，这位曾参加右翼团体、间接支援了“二·二六”的日本旧军人，终其一生捍卫事变的正义性：冲突的双方是断不可混为一谈的，发动事变的是一群痛心疾首于当权者的颓废无能的青年军官，“其至情达到了罕见的纯洁的程度”，这种正直的情操是决不可诋毁的。说起来，他们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古训的忠实践行者。

昭和十年之后，日本政治不断右倾，“二·二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而保坂正康认为，这个倾向是从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开始明朗化的，更可怕的是，社会舆论中已经生成了支持右倾的肥沃土壤。“五·一五事件”中遭右翼分子枪杀的首相犬养毅的孙女犬养道子一口咬定那是一个恐怖事件，认为这是昭和恐怖主义袭击日本政治中枢的表现，但是，在此后审讯杀人者过程中，民间舆论对恐怖主义者们大发同情之声，超过一百万封减刑请愿书从全国各地寄往法院，老人和妇女都前往法院求情，要求审判长判青年们无罪。肇事者在庭上控诉“这个社会道义颓废沦丧”，他们述说亲身经历，声泪俱下地告诉所有人政治腐败、军事积弱、社会贫富悬殊如何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庭审之后，民间的声援如暴风骤雨。

这又让人想到那个“历史的可能性”的老问题：国族命运是否真的危急到了不得不以一起伤害人命的恐怖行为来挽救的程度？爱国青年的热忱受到了大众的肯定，但恐怖主义也由此开了先例；犬养道子愤愤地说当时“受害者不得不忍气吞声”，这并非关键，保坂否定“五·一五”恐怖主义，主要不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而是因为他看到一扇通往无法无天的狂热之门，被激进军人的子弹打开了。

人无法选择自己生存的时代——保坂也许熟悉加缪的剧作《正义者》中的这一存在主义思想：那些谋刺大公的俄国革命者面对的处境，就是必须在眼下的现实中进行符合信念的选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即便让大公的亲人悲恸，即便由此铸成被后人盖棺论定的千古罪愆，历史亦无法退回重来——基于此，保坂对至死不悔的末松，以及那些怀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式的孤愤的“满洲国”设计者和支持者（他们对“东亚共荣”似乎果有真挚的向往和计划）多少寄予了一些同情，听他们倾倒苦衷并记录下来。不过，这位作者在“诚”与“真”的问题上却保持了清醒：对“诚”的器重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产物，它打破了启蒙时代确立的价值体系，倡导相对主义，否认客观的真理和唯一普世价值的存在，它被用做衡量正误善恶的主要标准，促使人们对动机纯正、意愿真挚的行动者致以敬意，从而造就了一大批青史留名的失败英雄，而他们的事业是否为“真”，却往往少人过问。

昭和早期的日本人，正是在诚与真的问题上表现出引人注目的极端来，“五·一五”、“二·二六”的主角们都极端到可以很轻易地为了一个信念而放弃生命；那些笃信历史本应走另一条道路的人，能永远与战后国际社会做出的是非定评势不两立。探究造就这种性格的原因需要长篇大论，然而，保坂正康要表明严肃的是非立场：不管那些人有多“诚”，狂热情绪、侵略行为都不是“真”的。所以他说，从“五·一五事件”审判开始，日本就进入了“只要动机纯正，不管干什么都会得到宽恕”的时代，“二·二六事件”继续延续了这种心理，它“本身就是天皇神权说的信奉者将主观主义发展到极致的行为”。当事人之“诚”无权排斥战争和平问题上的“真”，正是捍卫住这一点，保坂才宣告说“这种主观主义就是昭和法西斯的原型。”我想他是对的。

尊重知识，尊重美女

云也退

以鲁豫名义发来的邮件，我的邮箱里隔三岔五就会进来一封，一会儿号召我加入她的抗震救灾大行动，一会儿鼓动我参加她的“知性生活”。明知这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我仍然幻想这些信是大名人专门写给我的——我多么享受受宠若惊的感觉呀。有一位收藏家很激动地对自己的朋友说：“你知道吗？我找到一封拿破仑的亲笔信！”朋友也激动万分地问：“是吗？太棒了！他对你说啥？”

鲁豫的对外宣传往往冠以“知性美女”四字，搞个活动也喜欢打“知性”牌，实话实说，这一点相当打动我。我这种自尊敏感脆弱的小知识分子最怕被人说成以貌取人，说成庸俗市井，从前在学校，就从来不跟一帮成天起哄看美女的男生混在一起，从不打听别人的私生活，到了晚上也远离那些被改造成三级录像厅的寝室。对大众传媒新发现、新推出的“美女”我是避之唯恐不及，认其为商业炒作的一种最低级的伎俩，新晋“美女”们从此就得学会戴着墨镜活在娱乐新闻的字里行间里，跟一群狗仔偷窥狂玩捉迷藏。幸而，鲁豫们的异军突起让我眼前一亮：“知性美女”概念的出现在女明星包装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给一批外表不那么容易被俗人看中但是内在很值得深挖的女人圈出一个阵营，宣告了其与一般美女的本质不同。

说一个人“知性”，大约是指他/她读过不少书，举手投足的魅力源于内涵，话一出口透着那么文化，不靠运动外表做秀沽名。在市民习气、小资品味横行的当下，这个词的意义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正如把偏执狂、虐待狂、逆反狂唤作“有个性”一样，“知性”揭示了眼球经济的时代很容易被忽略的（主要是作为审美对象的女人的）素质。有了“知性美女”一说之后，人的美女观也跟着变了，人们开始学会识别不同类型的美女，理智地判断各自的短长。在很多情况下，“知性”还更占优势，比如抗震救灾，跟着鲁豫救灾显然比跟着赵薇救灾说出去更有底气一点，后者充其量是粉丝行为的自然延伸，前者意味着你的救灾行为是有人文关怀的理性选择；同样是捐一百块钱，加入鲁豫的集体，你就能捐得比别人更有深度，不服不行。

知性美女尤其为我等在俗却不愿流俗的凡人提供了一个十分可欲的融入时尚的选择。我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比一个普通的粉丝更多，我所得到的回报——精神上的和脸面上的——却是超值的：我至少是在有文化地追星，或者哪怕我根本不追星，星还会倒过来追我，比如给我发邮件什么的。我想说，这是女人有了知识以后才能达到的境界；有鲁豫们作表率，“美女”的外延扩大了，美女群体的综合素质亦有大幅提升的迹象。

头些日子想找本《豫约》杂志看看，随手打开的却是一册讲身心健康的时尚刊物，正翻到一大幅白花花的起褶子的肉体特写照，下边的大标题宣称“橘子皮也是一种美”，内中的文字通篇都在讲述女人不必为肌肤松弛而苦恼，只需适当调整审美标准即可。我有点受刺激：美女是不是也太好当了？要这么类推，“知性”也是为让那些姿色不足的女人跻身“美女”行列而另辟的一条蹊径啰？事实应不至于这么残酷，绝大多数人还是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道理的——我应当坚信这一点。

触电！触电！

大陆还没有“娱乐业”一词的时候，相声演员就开始拿电影电视来娱乐了。在其讽刺的动机中，多少还含有那种认为文艺作品就该正儿八经“鼓舞人”的观念，但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优秀的演出本却足以超越这些嫌疑。八九十年代的影视生产与商品经济的蠢蠢欲动同步，敏锐的相声作者和演员有的抓住艺术—赚钱之间的核心矛盾，奚落那些投机于规则缺席期的先行者，有的则回过头去，揭露那些行将就木的“优良传统”的荒谬。在“触电”开始成为社会流行语的年代，一个展现想象力和批判力的宽广空间在相声的面前打开了。

他努力“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云也退

老人是恨的化身——马克斯·舍勒曾如是说，因为老人会嫉妒年轻人的活力及其将青春焕发出最耀眼的光彩的本事；老人会养成撒谎的习惯，会越来越频繁地从周围人的眼睛中看出敌意。伊塔洛·斯韦沃出版于1898年的第二本小说，名字就叫《暮年》，书中，他把对老之将至的恐慌与“世纪病”糅合在了一起，预示了《泽诺的意识》中，那吐露于一个货真价实的老人之口的、渗透全欧洲的心理疾患。

这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都罹了病的老人，他在治疗期间接受心理医生S.的建议，写下一篇长长的回忆录。结果，泽诺的怨恨从父亲、岳父、恋人、妻子、情妇到情敌兼生意伙伴转了一圈，最后迁延到大夫身上：“我知道，治疗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幻想，一种上好的计谋，它能感动某些歇斯底里的老太太，我又怎能忍受这可笑的人来陪伴我呢？”他抱怨大夫，他说什么写下来就能治愈抑郁，结果他不得不自揭生命中的疮疤，同时千方百计地采用最能让自己的良心心安理得的口吻。这任务逼着老人遭受了一次痛苦的自我分裂，不得不绞尽脑汁重新解释往日的种种劣行，并说服自己所有的谎言都是真实。如果说S.指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Freud），他也可以指斯韦沃（Svevo）本人，接受他诊断的主人公最后不堪回首往事之辱，从床上跳起来嚷着要造反。

斯韦沃曾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译成意大利文，不过他并不承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临床实效。但需要注意的是，他安排泽诺最后与S.大夫反目，主要不是为了否定精神疗法，毋宁说，他断定泽诺及其所代表的生活在一战前西欧社会的男人们已病入膏肓，是无可救药的。表面上，这些人都是知书达理的翩翩君子，能信手拈来地引用莎剧、但丁、古希腊的戏剧经典，他们循规蹈矩，温和可亲，在属于自己的阶级圈子里按部就班地寻找爱情，宽容地对待跟自己有所冲突的人，胸腔里埋藏的却是一颗因欲望被长久压抑而有暴力冲动的灵魂。泽诺自诩有高度的道德感，时常自信满满，认为上帝不会亏待他这样的好人；他分明爱着阿达，却接受了他并不爱的奥古斯塔，一面假惺惺地告诉自己：“我一定不会因为不爱我的妻子而任意背叛她。”对那位抢走了阿达的情敌古伊多，死要面子的泽诺按下了内心的嫉恨，拿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派头，背地里却巴望着古伊多栽跟头。泽诺后来与情敌联手开办贸易公司，那是因为他发现古伊多其实和他是同一类优柔寡断的无能之人，目睹古伊多失败，于他而言是一种深刻的报复。

泽诺需要为他的不幸找到替罪羊，他不肯承担措置失当的后果，而是一味地把责任推给别人，因为他对身边每个人，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存在恨意。他没有戒烟的坚定意志，却认为别人的劝阻不利要为他血液中尼古丁含量超标负责；奥古斯塔爱他，他却认为这种爱剥夺了他去爱别人的权利；古伊多的葬礼之后，泽诺发现自己的天空很快明朗起来：“我是拿自己与古伊多作比较，我是在上升，上升，力争上游，而在同一场斗争中，我取得了胜利，他则倒下了”；阿达伤心欲绝之下离开了意大利，泽诺还说：“她就这样抛开了我们，我也再不能向他证明我的无辜了。”在驾驭、收放内心的怨恨，以及尽可能从怨恨中获取快感这方面，他的确是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大师。

真善与伪善，真实与谎言，在泽诺的自述中是混杂在一起的，我们经常无法判断他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猫哭耗子，什么时候是兔死狐悲。他确实遭遇过很多不幸，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善良的读者刚刚准备好的同情，转眼便被他迫不及待的阴损刻薄赶了回去。他不同情人，也需要包括读者在内的他人的同情。这便是斯韦沃对战争前夕人心的某种洞察，正是那些根本不信神的人，才会那么坚信——正如泽诺多次表示的那样——神会庇佑自己，会帮助自己化险为夷，渡过难关。泽诺让人想起狂人邓南遮，想起卡尔·迈这种曾以一本书暴得大名的激进主义者，他们鼓吹战争，颂扬血的洗礼，冀望大批量的死亡将统治欧洲的卑微的资产阶级从地图上抹掉，因为眼下的现实着实让他们避之唯恐不及。泽诺盼来了战争，他也正是这样说的：“也许经过器械所制造的一场闻所未闻的灾难之后，我们会重新获得健康。”

——知道。您一出错，我就得负责。

云也退

1968年，57岁的马克斯·弗里施












 

记忆是一个玄秘的空间，那里面浮游着许多恶魔。过去的一切都会幻化成幢幢鬼影，紧紧尾随着受着记忆重负的人。我很难冷静评价一个像马克斯·弗里施这样的作家，他总是利用其痛苦的记忆写作，通过令人震惊的自我拷问和心理剖析说服我这种读者不去挑剔他才华方面的不足；他似乎要为成千上万和他一样平凡的个体担负起检讨人生、反思自我的责任。《于尔根·赖因哈特》、《施蒂勒》、《能干的法贝尔》、《蒙托克》——在这一批多多少少带有自述色彩的故事里，弗里施给每位男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充满失落与悔恨的结局，他那颇为成功的作家生涯，那与迪伦马特并称为瑞士现代文坛“双杰”的名声，也因为他那被自己鞭笞得伤痕累累的自我而失色；甚至他获得的那些奖项——毕希纳奖、海涅奖、西德书业和平奖——都仿佛只是聊作慰藉之物，无力复原那颗因失败而破碎的心。

杀害灵魂，杀害友情

记忆是一个富饶的空间，是文学家进行形式创新的试验田。意识流、蒙太奇、碎片化的叙事——1911年出生于苏黎世的弗里施，和他的毕生好友，联邦德国作家乌韦·约翰逊一样，半生都在实践这些让读者头痛的艺术。在晚年写下的中篇小说《蒙托克》里，他用第一和第三两种人称把自己忠实地写了进去：那是一个年过六旬的作家屡战屡败的爱情奋斗史，碎成一地的记忆片断，随风飘入他眼下的一桩新艳遇之中：马克斯——也就是弗里施本人——和年纪不及他一半的林恩共同漫步在长岛尽头优美的海滨，任凭觅得新欢的喜悦一次次受到那些暗淡往事的冲击。记忆逐渐蚕食了马克斯的整个灵魂，只给他留下坦白与忏悔的权利——弗里施讲着故事，对自己一生中失去了的机会、错误作出的选择、被他误解的关系及被他辜负的他人的期望，都做了感伤而苛刻的回顾。他一点都不想掩盖这些情节的真实来源，他在开场白中就坦率承认：

我是我所描写的我，不是任何别的人。读者将会在书中发现我的过错，一如它们客观存在的那样；还会看到我那毫无拘束——只要在公开场合不致失体就行——的性格……读者，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一切也只能是我自己。您把自己的全部勇气用于了解我这么一个毫无价值和微不足道的人，真可谓付出了不低的代价。

《蒙托克》和弗里施最负盛名的小说，1954年出版的《施蒂勒》有许多重合之处：作家在两本书中都对自己“杀害一个人的灵魂”作了忏悔。失踪多年后被警方扣留的施蒂勒死不承认自己是施蒂勒，是因为性格缺陷让他无力面对被他伤害的人，于是选择了逃避过去。在《蒙托克》中，马克斯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的一位好友“W君”，聪慧、富有且天赋出众，给弗里施传授了大量的艺术知识——德国画家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法国画家柯罗，西班牙的毕加索以及非洲的面具——最后引导其走上建筑师之路。但是，随着马克斯的事业开始明晰，两人关系却疏远了。W固然不再需要指导一个精神和经济上都能自给自足的朋友了，但马克斯对这段友谊却耿耿于怀。他说：“当我不久前在苏黎世街头看到W君时，我感到非常惊慌：这是一种勾起了我的亏欠感、而不是友情的惊慌。我也没有写信给他，告诉他我在街头看到了他。今天，我已不再对W君会对我们多年的交往作何感想感兴趣了。它首先就我忧伤苦闷。”

W是弗里施本人的中学同学，事实上，弗里施也的确在其指引和鼓励下，于1936年考入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进修建筑学，五年后毕业成为职业建筑师。然而，事业正起步的他却眼睁睁看着一段友情的死亡，死因是自己微妙的心理变化。弗里施坦然地重述这则记忆，作为读者，我们看不到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或别的什么恶举，然而事实上创伤的确形成了，马克斯心头就此存下一个芥蒂：“我觉得，我与W君的友谊于我是一场根本性的灾难；对此，W君是没有责任的。如果我过去少听从他的摆布，那对我对他可能都更为有益。”

显然，W君对“我”太好了，让“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嫉妒与不平衡：他凭什么就有这个权利？有理由相信，这种嫉妒之心也是弗里施本人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困扰他一生的爱情与婚姻的不幸也与之息息相关。在《蒙托克》中，马克斯与林恩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呈现不祥的征兆，让我们无法期待他俩之间会爆发真正的激情；他们携手漫步海滨、专心经营的这份萍水相逢的关系，时刻透出恋情随时可能终结的迹象。

失败的爱，嫉妒的人

我们来看看作家自己的婚恋史。马克斯·弗里施的第一任妻子名叫格特鲁德·康斯坦泽·冯·迈恩布尔克，是他在建筑公司的一位女同事，一个“大家闺秀”。当时弗里施的生活还拮据得很，第一次结婚时，他的东西只有一张沙发床、一床被子、一台打字机、一些书、一张从旧货店淘来的书桌、一小块地毯、两张用高脚凳搭起的制图桌、一盏灯等等。而在13年后两人分手时，对半分财产让弗里施成了大大的获益方。在《蒙托克》中，马克斯说起这段历史，特别提到了女方提出一套原属于她的《歌德全集》不能对半分，另外还多一本歌德的自传《诗与真》，弗里施问他是否可以带走，也被对方否决。“她说这本书也是她的。她说得对。”

从分居到法律上的断绝婚姻关系还隔了很多年，弗里施的第一次婚姻正式结束于1959年，不久，又一个女人进入了作家的生活：哲学女大学生玛丽安妮·奥勒尔斯爱上了比自己大近30岁的弗里施，两人共同生活在罗马，很快，弗里施在风景秀丽的堤契诺——德国大作家赫尔曼·黑塞常年隐居过的地方——买下一套房子，改建以后一起迁了进去。然而，这段婚姻也没有维续多久，1973年，分居的命运再次落到作家的头上，和第一次一样，性格柔弱寡断的他直到六年之后才算正式离掉了婚，那时他已经67岁了。

马克斯和林恩的恋情，则直接取材于1974年弗里施的又一段不可救药的艳遇。在现实中，林恩的名字叫爱丽丝·洛克-卡瑞，是个比弗里施小30多岁的美国人。事情发生在弗里施应邀访美、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期间。两人在美国长岛北端的蒙托克海滨共度了一个周末，乍看起来，那是一段碧水蓝天下的纯粹的浪漫时光，好像焕发第n次春指日可待。然而，林恩总是用她的提问打断马克斯的记忆：

“你在想什么？”

“你对荣誉怎么想？”

“马克斯，你嫉妒吗？如果你嫉妒，你会杀人吗？如果你会杀人，是杀男人还是女人？”

正如弗里施在他的两本日记，尤其是《1966—1971年日记》中所表现的那样，他经常运用由他人拷问自己的方法去揭示问题、扭转情节：在这些有意无意的追问下，他，小说的作者兼主人公，渐渐无法维护人格的完整。就像那个高叫“我不是施蒂勒！”的施蒂勒一样，马克斯也有不敢面对自我、不敢承认自己存在的责任的致命缺陷。林恩略带不信任的发问一下子让他成了惊弓之鸟：在《1966—1971年日记》中，他面对的问题则意味着更加深刻的考验：“你是否曾有一天甚或一个小时真正不抱任何希望吗？甚至于不抱——对于你而言——万物有一天会消亡的希望？”

弗里施对这些语句如此敏感。他愈是预感到自己赖以维持与所爱的女人的关系的力量在丧失——包括性的魅力和浪漫生活的品味，就愈是觉得爱与婚姻之不可能，昔日的记忆、那些因性格而酿成的爱情悲剧也愈是容易袭上心头，加深这种预感。在那些记忆中，对他创痛最深的莫过于1958年与奥地利女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的那一场无果的恋情。那一年，巴赫曼的广播剧《曼哈顿的好上帝》在电台中播出，引得弗里施给她写了一封信，两人就此发生了来往。弗里施后来回忆他们在罗马的经历：

我们租了一套房间，有一个阳台，可以俯瞰整个罗马。有时她连续几周出门在外，我只能等在罗马。有一次，得知她已在回罗马的路上，我一分钟都不想等了，立刻开车去郊外，在路边的一家银行守候她。我等着她那部蓝色大众汽车。我想迎接她。……有大众汽车来了，其中一些是蓝色的，我便挥手。也许她在锡耶纳的斯佩兰扎餐馆吃饭。我等了很久。她开来的时候，真的没有看见我，但我也没有花多少时间就追上了她。我从后面看见了她圆圆的脑袋和头发。显然她不明白后头的车把喇叭摁得这么响是做什么，又过了一阵子，我才得以用警察当街拦车的方式把她截住。她也被吓了一跳。我知道我做了件蠢事。独立是她魅力的一部分。我不得不为此付出嫉妒的代价，我得全额照付。躺在能俯瞰罗马的夏日的阳台上，我睡着了，脸埋在自己的呕吐物里。受苦只能增加我温柔的渴望。但是她在那儿，当她的确在那儿的时候。莫非我在自欺吗？

依然是碎片化的、跳跃性很强的叙事，但自责之情溢于言表。嫉妒又一次成为关键词。弗里施小说中的主角，法贝尔、施蒂勒、于尔根·赖因哈特，多多少少都败于嫉妒，或者说，一种病态的自我意识。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法贝尔笃信科学，相信一切问题可以用概率论解决，他在旅途中与莎白相恋，虽然怀疑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却凭着一种男性的自负，借助概率推算来自我安慰。施蒂勒本来拥有一个幸福的两口之家，但是妻子尤莉卡的文静、聪明、善解人意却导致了他的自卑，他觉得男子气概受到了挫伤，于是故意冷淡妻子；他总是跟人吹嘘自己参加过国际纵队，其实他只是个软弱无能的败卒，早早地撤下西班牙战场被遣返回国。对于嫉妒，弗里施几乎拥有一种久病成良医式的体会。他在《蒙托克》中回顾了自己昔日在与人交往中的历次重大失败，他发现，激情无法支持它自身；激情最后必然要压迫人心至无法承受而突然逃离，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折磨爱的双方，因为他总是陷在对你强我弱的高度敏感之中，陷在自尊—自恋—自卑—自大的恶性循环之中。我觉得，弗里施是用他这一生最深刻的教训滋养他的文学，他的创作是忏悔与赎罪式的。

英格博格·巴赫曼于1973年自杀，年仅47岁，固然没有证据表明是因弗里施的缘故（两人此时已分手十年），但作家依然对此颇多追悔。弗里施的主人公多是些知识分子，聪慧而骄傲，但聪明无法让他们躲过因心理畸变而迷途难返的命运，他们的身上都流有作者本人的性格血液。现实中的弗里施，在与爱丽斯·洛克-卡瑞（林恩）漫步蒙托克的六年之后再次相遇，终于结成伴侣，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或可看作是对他坚持不懈的忏悔写作的某种回报。